丽水景点
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凤阳山·百山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其主峰黄茅尖海拔1929米。为江浙第一高峰，年平均气温12℃，与云贵高原相识,形成了高原湖泊、高山草甸、云海雾松等众多高原特有的自然奇观。目前已开放龙泉大峡谷、荒野山庄、绝壁奇松、七星潭、黄茅尖、瓯江源等六大景区。那奇松异石、深潭飞瀑、云顶佛光和上千米高的自然天成的龙泉大佛无不给人以震撼。
这里不仅有中国高品位的景区，还有一座功能齐备、风格独特的荒野山庄。置身其中，让你感受到浓浓的北欧山地风情，成为一个四季皆宜的森林旅游、商务会议、休闲度假胜地。
走进龙泉山，你将成为大自然最亲近的人。
龙泉山文化：
龙泉宝剑：宋时，由于皇帝的推崇，道教兴起。自古以来道士均以“七星剑”为作法仪典的法器，甚至以“七星剑”作镇门之宝。其时佛道并雄，又均崇尚武艺，因而佛道两教大大地促进了中华武术的蓬勃发展。一时间，佛徒、道士和武侠要求铸剑增多，宝剑自然得到发展。
清乾隆十三年（1748），剑匠郑义生于龙泉县城东街开设剑铺，招徒授艺，用传统的“灌钢”法制剑，所炼刀剑不易生锈且剑刃锋利。清道光年间（1830前后），龙泉廖太和剑铺继承战国时期装饰风格，精于在剑面上镂刻纹饰，名噪一时。清咸丰八年（1858）太平军驻扎龙泉，由郑三古的“千字号”剑铺为太平军补充了大量优质龙泉宝剑作兵器。光绪初年，“千字号”徒弟周国华等三兄弟开设了“万字号”剑铺。清光绪二十年（1894），丽水碧湖的铁匠高手沈庭璋迁到龙泉，在县城西街开设“沈广隆壬字号剑 铺”，向五子焕文、焕武、焕周、焕清和焕全悉心传授铸剑技艺，时称“铸剑之家沈氏文武周清全。” 现在在香港“万字剑山庄”还收藏有沈氏的三把名剑，其一，剑身一边刻有五爪金龙图，另一边刻“龙泉宝剑”四字，并刻敕符，剑身两边中央有血槽，并嵌七星。剑格作虎头状，近柄处有一“壬”字，铜鞘。其二，民国剑，铭“沈广隆制”及“古民生自置于龙泉民国卅七年”，刃嵌七星，一边有脊，一边磨平，木柄，绿色鲨皮鞘。鞘为清代品。其三，民初龙泉宝剑，铭“沈广隆制”及“龙泉古剑”，嵌七星、剑格、剑首及鞘上铜箍皆精工镂刻，浮雕形花草图案，红木鞘及柄，刃质极佳。
民国十九年（1930）秋，在南京举行全国武术比赛龙泉宝剑评为最佳剑，龙泉剑名声大振，剑铺由7家增至11家。
龙泉青瓷：龙泉青瓷始于三国两晋，经10世纪前期的五代至北宋初具规模，南宋进入鼎盛时期。龙泉窑是我国历史上烧制时间最长、窑场分布最广、产量最大的窑系。龙泉青瓷以瓷质细腻、线条明快流畅、造型端庄浑朴、色泽纯洁柔润而卓越不凡。龙泉青瓷产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釉面开片的黑胎青瓷，称“哥窑”，与官、汝、定、钧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一种是白胎和朱砂胎青瓷，称为“弟窑”。龙泉青瓷历代行销全国各地及供宫廷御用，并从宋代开始以主角的身份参与开拓了漫长的世界“陶瓷之路”，远销亚、非、欧等地的43个国家和地区，因而国际各大博物馆、文物收藏家均以拥有龙泉古青瓷为荣。到了明朝中后期开始，龙泉青瓷逐步走向衰落，到解放前几乎断烧。
龙泉香菇：龙泉是世界香菇发源地之一，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所产段木香菇、代料香菇质地优厚，菇形园整、色泽纯正、香气浓郁，味道鲜美，深受客户的欢迎。随着食用菌实用技术的普及，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年产干菇7000多吨，年外销鲜菇5000多吨，产品畅销世界各地。已形成生产、销售、加工一条龙服务体系，香菇生产已成为我市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门路。在95（福州）全国食药用菌产品展示与新技术交流会上获得《全国食用菌先进县》的荣誉称号，“龙宝”牌香菇在首届农业博览会获银质奖。现已建立了2个大型的香菇交易市场，占地面积13000平方米，年交易额达到2亿多元。
成都山名
龙泉山，出成都东门，沿成渝高速公路前行约15千米，即是有成都平原东大门之称的龙泉驿镇龙泉镇位于成都平原与龙泉山交汇处，是龙泉驿区政府所在地。龙泉山是成都市的花木、水果生产基地，也是我国三大水蜜桃生产基地之一，因此有“花果山”的美名，现为成都市级风景名胜区。 龙泉山景区南北长18千米，东西宽13千米，面积230多平方千米，成渝高速公路隧道横穿中部而过。龙泉山林木面积约有50平方千米，水果有水蜜桃、梨、苹果、枇杷、葡萄等400多个品种，其中水蜜桃以个大皮薄、色鲜汁多闻名于世。新引进的巨峰葡萄、洞庭枇杷、大田李子等在省内外享有盛名。每年春天桃花和梨花盛开时，整个龙泉山一片锦绣，是成都人踏青旅游的好去处。 景区内还有北周文王碑（有较高的文物、书法价值）、蜀僖王陵，以及摩崖造像等古迹。山后还有古石经寺，依山起势，规模宏大，古木参天，现已修复接待游人。山前山后还有百工堰、山门寺水库、龙泉湖等水上游乐场所，可以泛舟，亦可以畅游。
安徽山名
从安徽省省会合肥东行15公里，便是绵延数十里的大别山余脉―――龙泉山。龙泉山海拔二百八十一点五米，位于肥东县桥头集镇，为当地群山之首。龙泉山所以得名龙泉，皆因山腰有清澈古泉绵延千年而不绝。龙泉之水常年保持18度，甘甜爽口，有23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古今图书集成 庐州山川>>载：山腰寺内有“龙泉，清澈萦流至山下，故曰龙泉山”。唐朝张又新著有<<煮茶水记>>，评价此泉为“庐州第一水”。 从龙泉寺中“龙嘴”汩汩而出的龙泉之水，涓涓成流，常年不断，滋养着方圆数十里的农田村民。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于庆历五年（1045年）任滁州太守时，慕名前来龙泉山，品尝甘泉之后，立即将龙泉列为“天下第十三泉”，并立碑记事。龙泉古寺地处龙泉山腰，龙泉之上。寺因泉而名，山因寺而胜。山上百年以上古松、银杏比比皆是，满眼碧翠，与从寺中流出的甘泉一起，让人洗心革面，全心向佛。据现存寺中的<<龙泉碑记>>记载，龙泉古寺相传始建于曹魏时期，距今已有1700余年历史。在佛教大受推崇的唐代，龙泉寺香火极盛，名闻天下。至明代再度兴盛，成为皖中地区寺庙之冠。 来山路线从长途汽车站 乘合肥至巢湖的大吧 中途到桥头集镇新街口下车 转乘三轮车可到寺院门口。
武汉景点
龙泉山位于武汉市江夏区。据《江夏县志》载：“龙泉山古称灵泉山，因灵泉寺山中有色碧味甘的清泉潭而得名。”龙泉山顺龙盘结，群峰高耸，其山三面临牛山湖与三汊港，在无边碧浪之间，逶迤崛起云山、大龙山、二龙山、龙嶂峰、玉屏峰、天马峰、马鞍峰等，自古这里被视为山环水绕、湖山钟秀、林泉幽穆的“福地仙壤”。
龙泉山东南北三面环水，东边是以盛产武昌鱼名噪海内的梁子湖，南北有两条山脉东西延绵9公里，与处于盆地中的景区形成二龙戏珠之势。龙泉山的人文历史可追溯到西汉时期。当时这一地区为舞阳侯樊哙孙樊建的封地，名为江夏，所以其山称为江夏山。唐朝初年改称夹山，取两山夹道而行之义。唐朝天宝末年，宰相李蹊开基造屋，凿地得泉，形成东西两井，东井冒气则晴，西井无气则雨，占验灵准，因此又称灵泉山。
历代文人墨客赞美灵泉名胜风光的诗歌很多，这里，就春夏秋冬的景色各例一首。如张天佑的《灵泉游春》：“遥看青山山郁郁，近观碧水水溶溶。吐梅白玉树树异，销柳苍烟处处风。”明人黎淳的《龙山消夏图》：“水声到地尽，山色入楼多，明月双溪柳，香风十里荷。”唐李奚的《灵泉山夜》，全诗虽然不着一个“秋”字，秋意却溢满诗笺：“山静云生石，水清月满川，邻鸡声喔喔，寒雁影翩翩。”明人张祥的《灵泉冬景》诗中有：“松骨挺天坚耐冷，梅腮破雪晴飘香，欲识灵泉景色好，凭楼百幅当盈窗……”
据《明史》记载：“楚昭王桢，太祖第六子。始生时，平武昌报适至，太祖喜曰：‘子长，以楚时之’。”公元1381年，朱桢17岁就藩武昌为楚王。在黄鹤楼下的蛇山之阳的王府内，统治武昌诸地达43年之久。朱桢每年都到灵泉山避暑，他见此地山环水绕，风光幽美，常常感叹道：“惜乃阳宅，若为阴宅极佳。”于是，经卜工师勘定为“五龙捧圣的吉地仙壤”，并镌上“龙泉特结许多年，粉黛三千云外悬”……的诗碑，不久，将八大家族居住的数千户人家的大集镇迁往山外，将环山一带划入王陵区。从此，灵泉山易名为“龙泉山”。朱桢死后为昭王，这里成为昭、庄、宪、康、端、愍、恭、巴陵卓简九王的陵寝与陵园。
武汉龙泉山孝恩园
龙泉山自古以来，因其风景独特而为历代王官达贵所折服。汉高祖刘邦以武昌为樊哙封地、哙死后葬于此处。公元1370年明洪武三年，朱元璋六子朱桢为楚昭王，常游龙泉山，经佛、道工师勘察为“仙壤” ，叹曰“惜乃阳宅，若为阴宅极佳”。此后成为朱氏陵园，历经270年修筑了昭、贺等九座王墓。现被武汉市列为一日游风景名胜地区。
孝恩园离王墓仅500米，占地面积600多亩，背靠龙泉山，坐北朝南，正门为昌明法师题名的“孝恩园 ”中南第一牌楼，前方为浩瀚的梁子湖，东临负有盛名的楚昭王陵、西接波光荡漾的凉马房水库，墓区以苍松翠柏组成的绿化带环绕，墓间草坪葱绿如烟。墓区绿化面积达80%以上，是国内一流的园林式公墓— —集祭祀、扫墓、踏青、郊游、观光、亲朋好聚会于一体的文化公园，不愧为昔日王寝，今日园林式公墓。
园内设有名人、华侨、豪华、中级、标准等区域40多种墓型，全部采用优质石材精心制作，可以选购、可选地订购、又可提供图纸订购。自1997年开始在省市区民政局帮助指导下，首创了武汉市树葬墓区，至今已具备一定的规模。
墓园集信息化管理于一身采用业内先进的OA办公自动化系统与陵园网站信息共享服务体系，将传统祭祀与网络在线纪念与在线扫墓相结合，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查询、祭祀、纪念、网上预订墓位等服务；园区现代化的监控系统可以24小时实施全面安防监控，以确保园区安全。墓区各项设施齐全，清明节其间有专车在武昌汉阳门接送服务。
孝恩园将以园林化建设、规范化管理、人文化服务迎接各方客人。
武汉龙泉山灵泉寺
武汉龙泉山[2]上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灵泉寺，灵泉寺由八部份构成，分别是，牌门、山门、钟楼、鼓楼、大雄宝殿、方丈室、斋堂、客堂，古有诗云：
1、牌楼：上承龙气，下接泉风，丛林密处栖黄鹤；东望平湖，西邻闹市，梵呗高时遏紫云。
2、山门：招黄鹤饮龙泉，遥看山郁郁；伴青灯研释部，近得水溶溶。寺筑灵山，但随文法修心法；眸收慧水，更有湖光映佛光。
3、钟楼：虽无梦境模禅境；但有钟声和水声。
4、鼓楼：云鸟喜依禅院宿；莲花报与鼓声开。
5、大雄宝殿：入斯门当礼佛，除俗界微尘、凡心杂念。来此地可修禅，看龙泉山峻、梁子湖深。
6、方丈室：梦里觉醒时，已行大愿；佛前披剃后，竟转法轮。且持大愿，忍把三生翻贝叶；虽有小成，誓将四苦证菩提。
7、斋堂：须切记：一盐一饭，来之不易；要自问：残水残汤，弃之何甘？
8、客堂：掸麈净尘，满室幽香同悟道；请君坐上，一瓯清茗与参禅。
书籍
《龙泉山》是作家胡惠瑞历时五年多，对龙泉山进行的详尽探究。篇章分为“名人史迹”、“人物春秋”、“寺庙古刹”、“名胜古迹”等四个篇章，配以彩色照片，图文并茂。附选历代名人描写龙泉山的古诗，以增诗情画意，丰富内涵。计文章55篇、古诗20首（选自光绪《余姚县志·龙泉山、古迹》）。作者从龙泉山的历史发展积淀中，认真梳理了龙泉山历史的形成发展，列数了历史上俊彦相继的名人先贤，解读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名胜古迹和人物春秋，描绘了龙泉山精致的古刹寺庙，让读者全面了解龙泉山。全书史料详尽，结构合理，文风朴实，该书是一部融知识性、资料性、文史性与感悟性相结合的好书，这对今后的龙泉山文化研究和文化旅游的大发展、大繁荣是很有建设性的，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地方性文化读本。
导读
余姚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素有“文献名邦”、“姚江人物甲天下”之美誉。范仲淹曾有诗云：“余姚二山下，东南最名邑。烟水万人家，熙熙自翔集。”当时余姚的盛世繁华可见一斑，王安石则对龙泉山更是赞美有加：“山如壁云翻浪去，水似青天照眼明。唤取仙人来住此，莫教辛苦上层城。”余姚龙泉山旧名灵绪山，亦名屿山。传说远古时这里是一片汪洋，龙泉山是露出水面的一个小岛屿，这是屿山之名的由来。山上有一石井，即使天旱少雨，仍井水轻盈，长年不枯，且因水面常呈现两条游龙波纹，如双龙戏水，故称“龙泉”。大约从东晋时起，山亦因此泉而改名为龙泉山。
古时的龙泉山古柏森森，苍松入云，山上深藏野鹿。你只要登上龙泉山俯瞰，全程景色历历在目：姚江蜿蜒东去，波光粼粼；南面四明山层峦叠嶂，云山万重；城郊碧野平畴，令人心旷神怡；山上奇石如云，林木苍郁，楼亭参差，使人流连忘返。龙泉山不仅以自然景色取胜，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淳朴的民俗风情，精致的古代建筑，是余姚历史文化的缩影，散发着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余姚的一座文化山。作者通过几十年的历史积累和收集整理，从龙泉山的历史发展积淀中，认真梳理了龙泉山历史的形成发展，列数了历史上俊彦相继的名人先贤，解读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名胜古迹和人物春秋，描绘了龙泉山精致的古刹寺庙，让读者全面了解龙泉山，走进了龙泉山。
一座山，就是一部书。一座龙泉山，就是一部余姚的文化史！
作者
胡惠瑞，1931年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横河镇乌山梅字地村（现属慈溪），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9年6月参加革命，1961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当过教师、报社记者、编辑、主编，较长时间担任秘书工作与文字打交道。现为浙江省入学学会、宁波市文化研究会、余姚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作家协会会员，现任《阳明史脉》执行主编。平生时刻以轻松的姿态展现，有辉煌，也有坎坷，视每一出游戏为一个过程，这过程只是享受生活的手段，其本质是收获快乐。
中国文化出版社是一家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出版机构，主要出版文化、艺术、教育、卫生、经济管理类图书和书画、摄影作品集以及各类学术专著。该社前身是1936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华文化书局，1938年迁入香港，1955年更名为香港文化出版社，1982年定名为中
国文化出版社。在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版了上万种图书，业务范围遍及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中国文化出版社已成为一家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多元化文化出版机构。业务包括图书编辑出版、书刊代理发行、文化学术交流等。附属机构包括作家委员会、《水墨味》杂志社、《艺术虫》杂志社、《艺术+》编辑部、《中华翰墨》编辑部等。本社国内特约编审处是中国文化出版社授权设置大陆地区唯一的代理机构，全权代理出版社在内地的图书组稿、编审及出版业务，办公地址在北京和天津地区。本社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各地特约编审处是本社在各城市的特约代理机构，业务受国内特约编审处协调统筹。 总社地址：香港九龙弥敦道208-212号四海大厦
二，河姆渡
遗址分布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遗址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通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全面反映了中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是中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曾多次出国展览，深深地震撼着整个世界。
河姆渡遗址外景(20张)
河姆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总面积约四万平方米，堆积厚度四米左右，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的时代，距今约六千到七千年，是中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地层之一。第三、四文化层保存了大量的植物遗存，动物遗骸，木构建筑遗迹和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石器、木器等。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市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河姆渡遗址位于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原罗江乡浪墅桥村）。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
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及少量的墓葬等遗存。所有这些，为研究中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水文的演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文化层的出土文物与省内湖州邱城遗址下层及嘉兴市郊马家滨遗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层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发现，而且它已拥有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在国内同时代的遗址中它的生产、生活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暂时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为尽快把它公诸于世，1976年4月，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实际是一次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的专家学者和余姚县、罗江乡的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致同意了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相关市县文管会在宁绍平原作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普查，近年来在基本建设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至今共发现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47处，分布于钱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和舟山群岛，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计有25处，因此可以说，余姚是河姆渡文
化的故乡。
河姆渡的土地肥沃，气候湿润，适宜水稻作物的耕种。河姆渡人饲养猪，狗等家禽，还能驾船和使用多种工具捕鱼。在建干栏式房屋时，使用了卯榫（mao三声 sun三声）固定横梁，企口拼接木板的工艺，令人惊叹！[1]
河姆渡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地区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距今已有7000年的悠久历史。因在1973年首先发现于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其文化特征在考古学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遂于1976年命名为“河姆渡文化”。遗
址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南抵象山港，包括舟山群岛在内的浙东沿海地区。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灿烂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1973年11月至1974年1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省博物馆的考古专家们，为配合农田水利建设工程需要，对河姆渡遗址进行了第一期考古发掘，取得了突破性的发现。1977年10月，考古学家们又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二期考古发掘，两次共揭开遗址面积2630平方米，发现墓葬27座，灰坑28个，出土石器、陶器、木器、骨器等各类文物6300余件，其中有不少是历来罕见的珍品，丰富了河姆渡文化的内涵，引起了全国考古界、史学界的重视。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把这一发现称为建国以来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重大成果，并指出河姆渡文化发现的意义在于“表示长江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早期的重要性，这里当时已有相当发达的文化。”著名人类学和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说：“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使人耳目一新，过去谁会想到远在距今7000——5000年前，长江下游会存在着如此灿烂的文化呢！”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使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跨上了新台阶，改变了过去人们的认识，以事实纠正了以往认为江南前文化发展较晚的观点。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说：“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面扩展，其它地区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曾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
河姆渡遗址堆积层厚度约4米左右，自上而下共分8个层次并相互叠压。除表土层和冲积层外，从第一至第四层都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据测定，第一期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距今约7000——6500年。这是河姆渡四期文化遗存中保存情况最好的一期。无论是建筑遗迹或者是石、骨（角）、木、陶器，特别是骨（角）木器的大量发现，为其他任何一期所无法比拟的。可以想象，古代先民选择了这块面临沼泽、背靠四明山的地方作为自己的聚落点，在这里建起了抬高居住面的架干栏式长条形房屋，过着定居生活，从事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活动，兼及采集和渔猎。他们在这里居住了几百年，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居住区内除发现了排列有序的木构建筑遗迹外，还发现在很多灰坑中埋藏着许多野果核和动物骨骼，同时还发现了饲养家畜的圈栏。
在第一期文化遗存中，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最为丰富。从一行行排列有序的桩木来看，考古学家推测当时的建筑形式为埋桩架板、抬高地面的干栏式长屋。前后两次发掘，共出土木构件总数在数千件以上，主要有长圆木、桩木和木板等。在这第一次发掘时，发了13行排列有序的桩木，根据桩木的不同走向分析，这里原来可能有3栋以上的建筑。其中有面宽23米、进深7米、带1.3米宽前廊的长屋，而第二次发掘时发现的4排桩木与该长屋可能连接起来，这样，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长屋可达百米面宽，估计屋内分间，若以20米为间隔，这座长屋至少拥有50间房屋。据打入地下的成排桩木分析，这是当时的建筑基础，它高出地面80——100厘米，说明居住面是悬空的。出土的厚木板为地板，地板与桩木之间有木梁为支架。在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苇席残片，可能是和用于屋顶或是铺在地板上的垫席。
出土的数十种带榫卯的建筑构件，反映了榫卯技术有当时已普遍应用。
除房屋建筑遗迹外，还发现了小木柱围成的4个圆形栅栏圈，可能是畜圈。此外，还发现灰坑5个，作圆形或椭圆形，坑内放有麻栎果和菱角等植物果实，有的存放陶豆等器物。
考古学家们在第一期地层及房屋内外、灰坑等遗迹中，发现了大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其他遗物，这些遗物为我们研究距今7000——6500年前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当时，用于农业和日常生产活动的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骨凿、骨哨、角锄、木器柄、木铲、木杵等，用于狩猎、渔业的工具有骨镞，骨鱼镖、石球，而用于纺织、缝纫的工具有陶纺轮、石纺轮、木卷布棍、木织刀、骨机刀、分经棒、骨针、管状针、骨锥等，这些工具的发现，充分说明了河姆渡入已具有相当熟练的运用生产工具的能力。
出土的石器普遍较小，磨制不精，尚留有打凿和琢制痕迹，刃部精磨，通体磨光者甚少，多采用硬度较高、韧性较强的燧石制作。
骨器是保存最丰富的一类生产工具，比较突出的有骨镞、骨凿、骨锥、骨针、骨哨、骨管状针等，尤以骨哨和骨管状针最具特色。大批骨器的发现，反映了河姆渡时期的农业生产已进入农耕阶段，已有了比较发达的水田农业。
木质工具有木铲、木斧柄、木锛柄、木矛、木桨、木杵、木机刀、木卷布棍、木经轴、木纺轮、圆木棒、木匕等。如此之多的木质工具的发现，在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它证明了在距今7000年前后，木质工具已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考古学家们对出土的大量动物遗骨进行鉴定，发现了包括鸟类、鱼类、爬行类和哺乳类动物数十种，其中有家养的猪、狗和水牛骨骼，这说明河姆渡人已学会了饲养家畜。
在河姆渡第二期文化层中，发现了13座墓葬和11个灰坑，还有陶灶和陶豆，最引人注目的是木胎漆碗，这些都是新出现的器种。建筑遗迹破坏较甚，很难了解其全貌，但发现不少有价值的木质垫板，发现时都在木柱下端，应是后世柱础之雏形。
在第二期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不少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其制作方法比第一期有明显的进步，表现在器形较前规整，有明显的转折轮廓线，打制和修琢的痕迹明显减少，磨制技术得到普遍的应用，但器形较简单，主要有斧、锛和凿等。
在木器生活用具中，出现了新创造的品种——漆碗，由整块硬木料剜挖而成。全器作椭圆形，外壁加工成瓜棱形，器表施一层薄薄的朱红色涂料，微有光泽。
第三期文化遗存是河姆渡遗址地堆积层中最薄的一层，发现的遗迹、遗物较少，但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一期文化层中，发现了一口水井，它由200余根桩木、长圆木等组成，分内外两部分。外围是一圈圆形栅栏桩残段，直径约6米，推测是当时井亭的支护结构。内圈有一圆形浅坑，深不足1米，在坑底中央有一方坑（井），边长约2米，壁四周密布排桩或半圆桩，并加水平方框支护。这我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水井实例之一。水井的发明只有在定居生活开始才成为可能，它证明了河姆渡时期的人已开始讲究饮水卫生。
以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个遗址里，发现了一大批具有相当发达文化标志、建筑水平很高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和方形木构水井遗迹、水田农业种植的籼稻和粳稻遗存、原始纺织机构件、植物维编织物、木胎漆器、象牙雕刻制品等为代表的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实物资料和具有较高水平的原始艺术瑰宝。除此之外，还发现了60多种动物遗骸和多种植物果实。所有这一切，生动地反映了河姆渡人高超的技艺，是河姆渡先民智慧的象征，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光辉篇章。它的发现，以生动而丰富的实物资料证明，灿烂而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由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古代先民共同创造的，黄河、长江同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摇篮。长江下游的宁绍地区先民，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沃土上，它以自己独立的发展演变过程，创造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河姆渡文化圈。 [1]
博物馆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于1993年5月落成开放，由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题写馆名。座落在风景秀丽的四明山北麓，西
距余姚市区24公里，东距宁波市25公里。博物馆占地面积 60亩，由文物陈列馆和遗址现场展示区两大部分组成。文物陈列馆紧邻遗址西侧，占地面积16000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由6幢建筑组成，单体之间用连廊相接。建筑造型根据河姆渡7000年前“干栏式”建筑风格，“长脊、短檐、高床”的特点而设计，构筑出高于地面的架空层，人字形坡屋面上耸起5－7组交错构件，象征着7000年前榫卯木作技术，再配以土红色波纹陶瓦、炒米黄毛面墙砖，显得古朴、野趣，与河姆渡文化融为一体。序厅屋面形似展翅翱翔的鲲鹏，表现了河姆渡先民爱鸟、崇鸟的文化习俗。
博物馆内设 3个基本陈列厅和1个临时展厅，共展出文物400余件。
第一展厅
第一展厅为序厅，以序言、照片、图表、模型、文物，概括地介绍了河姆渡文化的基本情况。其展出的两个完整的人头骨和复原的头像，让观众见识到我们远祖的模样；七千年前河姆渡生态环境的模型，形象地再现了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过着定居生活，从事农业、狩猎等生产、生活场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第二展厅
第二展厅“稻作经济”，反映稻作农业及渔猎采集活动。展出的实物有 7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谷及照片，稻谷芒刺清晰 ，颗粒饱满，令人叹为观止。此外展出的还有骨耜、木杵和石磨盘、石球等稻作经济的全套耕作、加工工具。带炭化饭粒的陶片和以夹炭黑陶为主的釜、钵、盘、豆、盆、罐、盉 、鼎、盂等炊、饮、贮器，说明早在7000年前我们东方民族的饮食习惯已基本形成。河姆渡先民发明了农业以后，生活状况有了根本改变，但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从这里陈列的骨哨、骨箭头、弹丸等渔猎工具，以及酸枣、橡子、芡实、菱角等丰富的果实来看，证明渔猎和采集仍是河姆渡人不可缺少的经济活动。[2]
第三展厅
第三展厅反映河姆渡人定居生活和原始艺术两个内容。陈列着被称为是建筑史上奇迹的带有榫卯的干栏式建筑木构件和加工工具。此外，陈列的还有种类繁多的纺织工具，展示了 当时成熟的纺织技术。在生产和生活领域里创造了许许多多奇迹的河姆渡人，以其精湛的雕刻工艺，生动逼真的陶塑，优美的刻划装饰与绚丽的绘画，创造了辉煌的原始艺术，展现了河姆渡先民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展出的以象牙、骨、玉、石、 陶、木为材质的文物，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构思奇巧、寓意深远的艺术作品，那种讲究对称、追求平衡的审美意识和整齐、稳重、沉静的艺术作品，令人赞叹不已。在众多艺术品中，尤以象牙雕刻件最为珍贵，其中就有作为遗址标志的“双鸟朝阳”蝶形器。[2]
文物特征
简介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
。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早、晚两期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
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2]
文物遗存
河姆渡遗址发掘发现的文物遗存具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特点，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如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达40万片之多，用同样的发掘面积作比较，是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近10种，根据这些部件，可以复原当时的织机，其它的遗址就没有这么具体。它的文化特色主要还在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纺织和水上交通方面。[2]
耜耕农业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最厚处达80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颖脉清晰、芒刺挺直，经专家鉴定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以籼稻为主（占60%以上）。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绑的藤条。骨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当时的稻田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面和东面，面积约6公顷，最高总产为18.1吨。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而且起源地不会只有1个的多元观点，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农业起源的研究领域。河姆渡遗址人工栽培稻谷的发现说明农业不是哪个圣人发明的，而是人类自身进步的结果，从而有利人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和群众观念。[2]
干栏式建筑
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远远望去，密密麻麻，蔚为壮观。建筑专家根据桩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层时至少有6幢建筑，其中有幢建筑长23米以上，进深6.4米，檐下还有1.3米宽的走廊。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清理出来的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铺上地板，做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构建人字坡屋顶，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苇席或树皮做成围护设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从地面开始，通过与桩木绑扎的办法树立的。这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古人称为干栏式建筑，它适应&, lt;, A hr, ef="http://baike.baidu.com/view/393184.htm" target=_blank>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气候环境，因此被后世所继承，今天在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农村还可以见到此类建筑。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远比同时期黄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要复杂，数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专
人策划，计算后进行分类加工，建筑时需要有人现场指挥，否则七高八低，弯弯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筑技术说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现代人一样较高的智商。[2]
技术的革新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罕见。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300多件，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形状以扁圆形最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织的方面有经轴、分经木、绕纱棒、齿状器、机刀、梭形器等，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缝纫用的是骨针，有90多件，最小的骨针长仅9厘米，径大0.2厘米，针孔大0.1厘米，与今天大号钢针差不多。从出土的苇编和器物上精致的图案看，当时织品为经纬线数量相同的人字纹和菱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共8支，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后世的木桨，只是形体略小一些。有桨一定有船，推测河姆渡人已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也可能用于氏族间交流时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单纯用天然漆漆于木器表面，稍后在天然漆中掺和了红色矿物质，使器物色彩更加鲜亮，第三文化层中
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2]
原始艺术品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原始艺术品可分为独立存在的纯艺术品和施刻于器表之上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的装饰艺术两大类，而以后一类数量居多，充分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审美兴趣和文明程度。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该器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向对而视。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图画寓意深刻，有人说它象征太阳，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说明该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原始先民已有复杂的精神生活。[2]
地理环境
河姆渡南面的四明山，北面姚江平原中部的慈南山地和东面南北走向的乌石山、羊角尖山、云山等低山丘陵三组山系构成硕大的工字，这种地貌尤如今天围海造田工程上抛筑的丁坝和顺坝，具有很大的促淤成陆功能。距今1万年前开始的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时，四明山北麓成为一片浅海，从长江口顺潮而下的泥砂搬运到这里后，受工字形地貌的阻挡而沉积下来，使河姆渡一带的淤积快于其两翼，当海退开始后，河姆渡一带自然最先出露成陆。根据低塘镇西村地下31米处发现的贝壳层的年代8020年，推测海退发生在距今7500年左右，所以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确实是四明山前的一块高地。研究过程中委托南京大学所作的河姆渡遗址地质土样古代微生物、孢粉、土壤粒度和含盐量的检测结果印证了课题组的研究结论。
根据河姆渡遗址孢粉资料和考古发掘材料分析，7000年前河姆渡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热，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4℃，年降雨量比现在多500毫米左右，与现在的广东、广西南部和海南岛相似。在地理方面最大的差别就是遗址南面还没有姚江阻隔，只有芝岭溪水在遗址的西南流过。遗址的东面是一片平原，西面、北面濒临河姆渡——丈亭——二六市大湖，河姆渡处于湖泊沼泽、平原、草地、丘陵、山冈多种地貌的复杂环境，所以这里的动植物资源特别丰富，非常有利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当河姆渡成陆时，“工字形”地貌两翼，即现在的余姚城区以西、宁波市西郊以东地区尚处于浅海之中，海水涨落有规律地推动湖水升、降，为河姆渡人的稻田创造了自灌条件，使河姆渡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稻谷。因此河姆渡人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更多劳力去建造庞大的干阑式建筑，有时间去发展纺织、漆木器
生产。良好的自然环境是河姆渡文化繁荣的关键因素，而河姆渡人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和利用则是决定因素。[2]
经济发展
农业和家畜饲养
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
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2]
渔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2]
原始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2]
考古发现
（1）凤鸟形象牙匕状器：河姆渡人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
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2]
（2）房屋和水井：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
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3]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3）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4）墓葬：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文化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河姆渡文化的原始艺术丰富多彩，在陶器上有雕刻和堆塑的动植物图案，有陶塑的猪、羊、人头等，有骨雕和象牙雕作品，还有至今仍能吹出乐曲的骨哨。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早在六七千年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2]
相关链接
（1）文化的定义：（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学习文化、文化水平。
（2）稻作起源问题：1973河姆渡遗址发现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的消息通过媒体，迅速传遍全世界。因为还有大批农具、加工工具和炊用器共同出土，所以随即掀起一股水稻起源研究热。与媒体的热情相反，少数顶级考古和农业专家认为河姆渡文化的稻作农业已经比较成熟，在它的以前还应有较长的发展阶段。1995～2000年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连续发掘后，发现上下叠压的距12000年前的几粒野生稻谷和距今10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谷。接着又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土样标本中检测到人工栽培稻谷的孢粉，从而找到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和它从野生稻驯化而来的科学依据。玉蟾岩古稻的发现，说明亚洲东部的人工栽培稻、粟和西亚两河流域的大小麦、南美洲的玉米都是差不多时候出现的，农业的发明是人类共同进步的结果。
（3）河姆渡文化在宁绍平原消失的问题：（1）环境说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结束，大沽塘古海岸线形成（今329国道南侧），并在海潮作用下不断淤高。这样四明山北麓的雨水北排渐渐困难直至堵塞，河姆渡高地的优势逐渐丧失。姚江平原西部的曹娥江口北伸后，排泄流程增加，导致部分洪水东泄，加重了姚江腹地的内涝，河姆渡终于成为水涝灾害频发地区，当遭遇风、暴、潮结合的天文大潮时，河姆渡难免遭受没顶之灾，从而形成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我们可以从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主要器物数量对比上发现环境恶化严重地影响氏族的生存。距今5000年前，全球范围又一次发生严重的水涝灾害，这就是古籍《尚书·尧典》记载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西方的《圣经》上也有诺亚方舟拯救人类的类似传说。从考古上，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之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淤泥层，北面最厚处达2.5米。这次特大洪水最后浸蚀了河姆渡——大隐之间的平地，姚江改道东流，河姆渡出露，海水上溯，从四明山下来的河姆渡人不得不退出这个地区，向南迁徙。（2）外来文化入侵说 河姆渡遗址第一、二层文化与杭嘉湖平原的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有较多的共性，三、四层文化相对比较独立，所以学术界对河姆渡文化的分期存在1－4层都是河姆度文化和3－4层是河姆渡文化，1－2层是马家浜文化的两种看法。后者认为距今6000年前太湖流域曾遭遇特大水灾，马家浜文化举族迁向宁绍平原，与当地文化融合后形成以马家浜文化为主、两种文化因素共存的新文化。[2]
交通
自驾：走杭甬高速在余姚出口下，到余姚东站沿甬余公路往宁波方向开，按路标走。去河姆渡到宁波南站乘车，坐去余姚的班车，至河姆渡村下车，那里有小四轮接送。头班车6:00间隔半小时，末班至客人送完为止。
中巴：余姚汽车东站始发班车：7:20 ～ 15:20，1班/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