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假错案的原因
第一、偏听偏信，轻信被害人的指控；
第二、警方先入为主，急功近利,执法观念陈旧，缺乏疑罪从无理念，实行有罪推定；
第三、现场勘察不细致，调查访问不深入，证据材料失实；
第四、办案人员素质偏低，责任心不强；
第五、刑讯逼供，引供诱供；
第六、采用证明力薄弱的证据；
第七、迷信所谓的科学证据如测谎结论；
第八、用违法的方法调查收集证据和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第九、律师的辩护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
第十、权力机关干涉，司法独立没有得到贯彻落实；
第十一、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如没有赋予被告人的沉默权等；
第十二、轻信口供，没有赋予被告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
第十三、侦查权的强大与检察机关在实践中监督权的缺位；
第十四、有案必破，破案有奖，积案受罚，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有人认为该条片面强调追求客观真实，从而导致实践中很多冤假错案。刑事诉讼制度以实体真实主义为基本立场，包括积极的实质真实主义与消极的实质真实主义，无论采取那种，都要查明案件真实来定罪量刑，都必须符合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而决不能借口所谓的实体真实来刑讯逼供甚至有罪推定和可能冤枉无辜的人。
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下，每个冤假错案的造成基本上与刑讯逼供有关。我们熟悉的昆明杜培武案、河南李姓青年冤案、湖北佘祥林案以及聂树斌案等等都是刑讯逼供造成的，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制度，为什么成了刑讯逼供的帮凶。
刑法第247条已经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害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可以看出对刑讯逼供的处罚仍然很轻，而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没有严格确立，为实践中刑讯逼供的盛行仍然留有很大的空间。
无罪推定与冤假错案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罪推定，所谓的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因此，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应该说这一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真正无罪推定的确立还必须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比如赋予被告有限的沉默权和反对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权利已经建立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冤假错案
我国确立了有限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对于通过刑讯逼供的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能否采用，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正式由于这种模糊性才导致了实践中的刑讯逼供屡禁不止，为刑讯逼供留有很大的空间，而且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乐于采用此种方式获得被告人的口供来破案，至于是否是真正的破了案他们一般是不关注的，最重要的是现在有人承认是他实施了犯罪行为。
我国应该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用非法的方式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使之丧失证据能力，只有践行严格的法定程序调查收集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即确立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确立用非法的手段获得证据的后果，不仅不能用作证据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侦查权的强大与冤假错案
侦查权的强大有利于案件的侦破，有利于打击犯罪，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但是权力容易被滥用，不受监督和制约的侦查权容易侵犯公民的权利，导致无辜的人受到刑事追究，对此必须引起重视。宪法虽然赋予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作为提起追诉的机关，根本无暇顾及监督权的行使，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改革现有的监督制度和如何完善提起公诉以及如何配制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权力实属当务之急，这对于减少冤假错案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