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曾意图脱离四人帮投靠华国锋内幕

 人们都知道，“四人帮”的灭亡，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祸国殃民，篡党夺权。但很多人没有考虑到，“四人帮”的灭亡，也与他们内部各揣心事、各留一手有关。1976年姚文元对两封奇怪的信的处理，就说明了这一点。

有关。1976年姚文元对两封奇怪的信的处理，就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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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封奇怪的信1976年4月12日，即在“四五运动”被镇压后的第7天，《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上写着 “《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的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当时，《人民日报》一位负责人拆开一看，信封里面装着的是1976年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份报纸上登着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这份报纸的刊头“人民”二字上打了一个大黑叉，然后加上两个字 “造谣”。还在这份报纸的空白处写下了如下批注:“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拆信的负责人见此，连忙把信送给当时“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的总负责人鲁瑛。鲁瑛看后，脸色大变，他告诉《人民日报》那位负责人严密封锁消息，接着乘上轿车，急驰姚文元的住所。

　　姚文元读完这些文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但他还是装作从容的样子，把报纸装入信封之中。然后问鲁瑛:这件事还有谁知道?鲁瑛答道:除了我和那个拆信的负责人之外，再没有人知道。姚文元长出了一口气。他向鲁瑛交待:这件事，只限于我们三个人知道，谁也不准说出去。

　　1976年7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正在这时，姚文元又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是7月下旬新华社负责人谢力夫转给姚文元的。信出自新华社河南分社一名记者之手，没有拆开，信封上写着“姚文元同志亲启”。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同志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医院看望他时，说了一番别有意味的话。主要意思是说，毛主席现在病得很重，活不了几天了。现在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争，只要毛主席一死，老派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连，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来就是血雨腥风。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

　　写信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还要求姚文元看过这封信后，把信转给毛主席。但这两封信都被姚文元锁在了自己家的抽屉里，既没有交给已经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也没有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

　　姚文元为什么不把这两封信交给其他三个人?

　　原来，姚文元感到“四人帮”在中央内部已经十分孤立。1980年他在接受中央专案组审讯时说:如果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他们就会马上追究，追来追去，不一定追查得清楚，反而会使他在中央内部树敌过多。他还考虑到，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指“四人帮”)有垮台的可能性，如果把信只交给他们，就是把自己完全捆在了“四人帮”的战车上。如果不交给他们，静观事态变化，一旦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垮台了，他就把这两封信一并交给华国锋。这是拥护华国锋领导的一种表示，华国锋就会认为姚文元与其他三人不是一回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不久，姚文元就布置手下的人写了 “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并且亲自写好了社论的提纲，口授了大体内容。

　　姚文元是否考虑过毛泽东逝世后。他要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断绝帮派联系呢?显然是考虑过的。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他写到了自己的矛盾心情:不知为什么，13日上午，华国锋、王洪文、他本人一同会见前来吊唁毛主席的外宾时，江青却没有参加会见。“后来江青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国锋吵了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很危险。”

　　但是，姚文元经过反复权衡，最后还是下决心与江青等人站在一起。9月15日，姚文元决定，把他篡改的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加进社论稿中。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为题，发表了这篇社论。姚文元认为，这样最保险。可进可退，如果“四人帮”成功了，他姚文元可以算是立了大功的人;如果“四人帮”失败了，他姚文元只是抓一抓中央定的宣传方针，算是跟人跟错了。

　　围绕两句话展开的斗争姚文元宣传 “按既定方针办”的举动。先是引起了叶剑英的警觉。9月17日，上海《解放日报》以大标题的形式宣传 “按既定方针办”时。叶剑英拿着这张报纸找到华国锋，当面对华国锋讲:“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与你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 “照过去方针办”不一样，他们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是别有用心，因为毛主席写 “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时，还是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那时还能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毛主席的 “临终嘱咐”呢?

      叶剑英这一席话，引起了华国锋的警觉。1976年9月30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座谈会上，华国锋根本不提 “按既定方针办”。接着，华国锋于10月2日在乔冠华送来的 《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中，把“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统统删掉，并且专门写了一段批语:“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 ‘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华国锋这一批示传下来后。叶剑英立即在自己的名下画圈，批示“同意”。奇怪的是:王洪文也在自己名下画圈，跟着叶剑英批示“同意”。王洪文是不是也有与姚文元同样的想法，想要留一手呢?这一点只能作为历史悬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