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周恩来彻夜难眠的一份“反冒进”检讨书

本文摘自《红墙见证录：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尹家民 着，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2毛泽东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会议。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

　　会上，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种开展过火斗争的气氛很浓，有不少人在发言中猛烈批评反冒进，觉得这个结论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轻了，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各地方代表也在会上报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团”、“右倾集团”、“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经过。

　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下，周恩来、陈云等人被安排再次检讨。

　　从1958年夏季开始，短短几个月时间，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图为湖南某人民公社成立大会。16日陈云检讨。他说：“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关于1956年发生的‘冒进’的错误问题，因为这是同我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于1956年生产高潮的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分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当时群众性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情况……对于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的错误看法，首先而且主要是我的看法。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的错误，我负有主要责任。”

　　17日周恩来检讨。他手里拿的虽然只有几十页稿纸，却显得那样沉重。他把全部稿纸放在讲台上，抬起脸朝台下望了望。熟悉周恩来那张总是洋溢着热情和充满认真神态的面孔的人们，觉得他一下子老了许多。

　　据当年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范若愚：《历史最终会把一切纳入正轨》）说：

　　“1958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去住，听候周恩来同志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周恩来同志指示我：过去起草文件，是由他先谈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只是在文字的连接上，做一点工作。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他还说，虽然和毛主席常见面，但并不能因此在思想上就能完全一致。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觉得，这时我如果守候在他的办公室旁，对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妨碍他构思和措辞。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12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第二天凌晨2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立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我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后，邓大姐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这个稿子退回来时，政治局常委和书记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比较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