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作者：孙业礼 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原题：《邓小平：“家庭是个好东西”——兼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
1992年1月27日，邓小平视察珠海江海电子有限公司，在谈到人才和创新问题的同时，出人意料地谈到了家庭问题。他说：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孔夫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单元，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他还特别举例说明了家庭的社会功能。他说：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搞福利社会，由国家、社会承担，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会越来越大。全国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户养活的。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
邓小平的这段谈话，没有被整理进着名的南方谈话，因而不为人熟知。近来，从《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读到这段话，感觉很新鲜，也很有味道。邓小平的许多谈话，看似信口说来，其实都是有感而发，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段谈话同样如此。
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把民族、国家、集体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但同样非常重视家庭的作用，注重家庭和睦和幸福。邓小平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邓小平少小离家，南征北战，四海漂泊，但对自己的家庭却是特别地珍惜，对于自己的亲人也总是牵挂在心。
1950年，重庆解放不久，邓小平即将自己的继母夏伯根从老家广安接到了重庆，从此，夏伯根便与邓小平一家生活在一起，彼此相互照顾，享受天伦之乐。
在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保护家人，他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1969年夏天，处于“软禁”状态中的邓小平得知儿子邓朴方伤残情况后，亲自致信毛泽东，请求组织上出面帮助解决邓朴方的治疗问题。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作了批示。10月，得知他们夫妇被安排到江西工厂劳动锻炼后，当即向汪东兴提出，带继母夏伯根一起去江西。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江西三年多的时间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最低潮，也是他个人和家庭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这期间他通过汪东兴多次给中央写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很少看到他对自己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提出要求，但对家人的关爱却毫不掩饰。
10月17日，得到通知说，邓朴方将被送到南昌同他们一起生活后，他致信汪东兴说：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好转。所以，我们恳切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
1971年2月3日，就照顾邓朴方事，再次致信汪东兴说：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起生活较好。我们请求组织上派人把邓朴方送到南昌。6月，邓朴方被从北京送到南昌。自此邓小平和家人悉心照看邓朴方，还尽量做到白天不耽误下厂劳动。
11月8日，林彪集团覆灭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信中除表达了对林彪、陈伯达问题的态度外，在信的末尾写了这样几句话：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我们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毛泽东阅信后也深有感触，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东兴）办一下。
“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可谓日理万机。但他仍然以自己的努力营造着家庭和睦和谐的气氛。晚年的邓小平享受着传统中国人“四世同堂”的福份，上有“老祖”（夏伯根），下有孙子孙女，老老少少十几口人，可谓儿孙满堂，幸福之家。每天晚饭，一大家人聚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从国家大事说到社会新闻。邓小平从不发表意见，只是默默地吃饭。但他喜欢这种轻松活泼、温暖融洽的家庭气氛。有时饭桌上少了几个人，大家说话少了，他就会说：“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冷冷清清呢？”没看见哪个孙子，他也会关心地问：“到哪里去啦？”
俗话说“隔辈亲”，邓小平也和常人一样喜欢和孙子辈的人在一起，看到这些孩子，也像普通的爷爷一样开心。邓小平非常关心后代，他自己曾不无幽默地说：“以后如果评奖的话，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爷爷，我可以得这个奖。”
家庭幸福不仅是上天的恩赐，更需要个人用心的经营，是一种付出后的回报。邓小平非常注重处理家庭中的各种关系。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说过：“家庭和睦也是经常要做的工作。要处理好的，一是夫妻关系，二是婆媳关系，三是妯娌关系，四是父母子女关系等等。”卓琳与邓小平继母夏伯根50多年的融洽婆媳关系就颇为世人称道。夏伯根仅年长邓小平五岁，是嘉陵江上贫苦船工的女儿，卓琳是富家出身有着较高学历的知识女性，但她却能几十年如一日尊敬、善待夏伯根，并在邓小平过世后，奉养百岁高龄的夏伯根老人走完最后一段人生，着实难能可贵。和谐幸福的家庭无疑为邓小平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征途上披荆斩棘提供了坚实后盾和温暖的情感港湾。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认为“家庭是个好东西”是有切身感受的，不是泛泛而言。
其实，在党的领袖人物中，重视家庭作用，提倡处理好家庭关系的不只是邓小平一人。毛泽东就说过：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提出建立模范家庭，这是共产党的一大进步。我们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
周恩来曾专门谈到“孝道”问题，他说：对“孝道”要做分析，在旧社会，封建家庭束缚我们，我们要反抗；在新社会，家庭不再束缚我们了，老一代曾经哺育我们成长，我们就应该赡养他们。革命成功了，现在就应有新的观念，对家庭要有所肯定。国家给了我们工资，我们能够对曾经养育过我们的老人，在他们丧失劳动能力后不去养活他们吗？当然不能。应该由个人负担，不应该也不可能把这些都交给国家去管。我们个人拿了工资要负担应该负担的事情。比如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你得的工资就应该有她的一份，因为没有她的劳动，你就难以生活。家庭里养儿育女的事情，也要共同负担。
对于如何解决革命事业与家庭困难的矛盾，刘少奇还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脱离生产的党员，在供给制条件下生活，对于家庭的困难常是难于解决的。有些党员，因家庭父母妻子的生活确实无法维持，而要求回家生产。对于这种请求，党是应该给以同情和考虑的。在没有别的办法解决时，应该允许他们的请求。在通常情况下，要求我们的党员没有必要地牺牲自己的家庭，也是不妥当的。
朱德在上世纪50年代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对待家庭，也曾说过这样一段箴言性的话：我们的国家有六亿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每个人在家庭中都负有一种不可推辞的光荣的养老养小的责任。可是有些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把养老养小的光荣任务，看成是一个额外负担，把这些责任推给公家和集体，这是完全错误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取消家庭，而是要使家庭更幸福更美满。养亲教子的古训，不仅现在适用，就是将来也是适用的。
重温邓小平有关家庭问题的论述和自身实践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对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和干部群众来说，是很有益处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家庭也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对商品的崇拜，对金钱的崇拜，使人淡薄了亲情。子女的扶养、教育，老人赡养、关怀，兄弟间的和睦，婚姻关系的稳定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危机。一些年轻人认为家庭是负担，不愿意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这不仅对社会的稳定和谐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也使一些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感情的依托，产生心理的变态。
面对这种社会新情况，党的领袖人物关于家庭问题的论述及其躬行实践，就格外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了。
家庭的确是个好东西，它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生息繁衍的基本单位，是人类生产、生活、教育、消费的基本单位，也是人类感情的最终依托。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家庭的生产功能被逐渐弱化，但在我国，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家庭仍然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中国人对家，对于家庭更是有着特殊的依恋。家庭在中国依然有着极强的人文、社会功能。历史经验也说明，什么时候忽视家庭的功能，企图超越家庭就会带来社会混乱。
共产党人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要有大局观念，不能只顾小家，只恋小家，只为个人家庭谋福利。但在不以私害公、不损公肥私的前提下，也要有正确的家庭观念，负起应有的家庭责任。
据说有一种小鸟可以飞越太平洋，她靠的是什么呢？一截树枝。她把树枝衔在嘴里，累了，她就把那截树枝扔在水面上，然后落在上面休息。饿了，她就站在那树枝上捕鱼，困了，她就站在树枝上睡觉。
家庭就是人生中的“那截树枝”。衔着它有时会很累，很麻烦，但有了它，我们才能到达幸福的彼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