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下旬，年仅15岁的蒋经国远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那里开始了留苏生活。
“尼古拉”就是“你苦啦！”
蒋经国1910年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是蒋介石的长子。1922年到1925年，蒋介石安排蒋经国到上海读书，受当时的社会环境熏陶，这期间的蒋经国已经成长为一个追求革命的热血少年，曾经因为积极参加“五卅”爱国运动被学校开除。
1925年10月，蒋经国对于即将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感到兴奋。受蒋介石之托照顾蒋经国学习、生活的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吴稚晖曾经问蒋经国：“你到俄国去干什么?”蒋经国很坚定地说：“革命去!”吴稚晖说：“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怕吗?”蒋经国回答说：“不怕！”而当时蒋经国还是个只有15岁的少年。
1925年10月25日，蒋经国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起起程前往苏联。船在上海黄浦江出港，足足等侯了五六个小时，难忍船上臭气和不习惯船上摇晃，蒋经国说，他差一点动了逃回家的心念，但见许多同伴留在船舱铺位上，不禁自问：既然大家都能忍受，为什么我不能？我身为黄埔校长之子，焉能半途开溜？
1925年11月底，蒋经国和留学生们抵达了莫斯科。并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于1925年，是当时中国革命青年心驰神往的学习圣地。第一期招收了300多名中国学生，其中40名是苏联驻国民党高等顾问鲍罗廷推荐的国民党政要子弟，蒋经国即是其中之一。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之后，学校给蒋经国起了一个俄文名字“尼古拉”，他的同学徐君虎开玩笑说：“蒋经国同志，你的这个名字不吉利呀，‘尼古拉’就是你苦啦，意思就是你在这儿可要受苦啦!”
他问组长邓小平：“为啥老围着蓝围巾？”
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读书生活，是一段追求奋进的时光。他入学刚2个月，就被吸收为共青团员，不久又转为中共预备党员。他下苦功学俄文，并努力研读政治经济学书籍，还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时局的文章《中国的展望》和《中国北伐一定成功》。在与他同届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人才辈出，很多人对中国20世纪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邓小平就与蒋经国同在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小组，邓小平出任组长。邓小平是在法国勤工俭学后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
蒋经国是学校墙报《红墙》的编辑委员，他经常写稿，时常忙到夜里12点半。邓小平经常给墙报写稿，讲述他在法国的留学经验和心得体会。邓小平的文章一般短小精悍，观点鲜明，蒋经国很是欣赏，常放在头条刊发。
莫斯科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芬柯街。蒋经国饭后总是与邓小平等同学一起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去散步，边走边聊天，津津有味地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那些传奇故事。
邓小平总爱围一条蓝白相间的大围巾，有一次，蒋经国问邓小平，你为什么老围着一条大围巾呢？邓小平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而捡马粪挣钱最多，干一天的报酬能够一个星期的花销。法国的清洁工都围这么一条围巾......”他以干过清洁工而自豪。蒋经国听后，对邓小平的经历更加敬佩不已。
中国学生早晨的第一堂课
每天，当红场大钟宏亮地敲过七下，克里姆林宫城上的天色渐渐发出红光，四十多个中国男女青年，整整齐齐排在莫斯科大教堂前面，这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每天要上的第一课——出早操。
蒋经国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莫斯科12月的气候，非常寒冷，地上的雪有三四尺厚。早晨的温度，是摄氏零下39度，街上的电线，都变成白色，过往的车辆，由于在冻路上行走，都发出一种“格”、“格”的声音，路上的行人都低着头，好像有什么紧急事情一样很快地跑过。”
“我们中国人都以为，冬天有太阳出来一定会暖和，其实在莫斯科完全相反，太阳很早就出来了，但天气却特别寒冷。两星期前我上了早操之后，回到寝室中，鼻子忽然变成白色，两手都冻得疼起来。后来我渐渐冻惯了。气候虽冷，但觉早晨寒冷的空气非常清爽。所以一天不上早操，就觉得精神不快。”
红军的衣服为什么不是红的？
每天早操之后，学生们在返回学校途中，看到学校前面街上的行人渐渐多起来。“一群群工人很快往莫斯科河对岸的糖果工厂跑去上班，挟着皮包的大学生，向莫斯科大学方向走去。路上根本看不见一个无事的人，大家都很忙碌，这时候的街道，好像一条急流的大河。”蒋经国在日记中这样描述道。
有一天，蒋经国在街上看到，从身后面走来了一队红军，他们唱着庄严的军歌，走过学校门口。“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红军，他们精神抖擞，很威武。当时，我十分好奇地问我身边的俄国朋友：‘为什么红军穿的衣服和戴的帽子，不是红的?’朋友告诉我：‘我们苏联称自己的军队为红军，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旗帜是红色的，我们的军队为共产主义奋斗，所以称为红军。’听了朋友解释之后，我觉得自己对苏联的认识还很幼稚，非常自愧。”
烧火炉的大学生依物纳夫
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非常愿意结交俄国同学，与他们建立了真挚友谊。有一次，吃过早餐后，有一小时自由活动时间。同学们有的看报，有的在教室自修。蒋经国看到，在教室的火炉旁边，坐着一个工人模样的俄国青年，他在那儿认真翻看数学书。这个青年每天都来火炉前搬运柴炭，好像是负责火炉的燃烧工作。最初蒋经国并没在意，以为他只是个学校的勤杂工。偶然的机会，蒋经国和这个青年攀谈起来，他这才知道，这个青年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名叫依物纳夫。他从前是五金工厂的工人。从工厂学校毕业后，考入了莫斯科大学化学科。靠勤工俭学来维持自己读书学习的生活。
但依物纳夫并不觉得苦，他对蒋经国说：“从前能够上大学读书的，只有富家子弟，现在我们每个劳动者都有了读书机会。当然，现在国家还不富裕，我们的生活也很艰苦。但是我们都知道，国家有光明的前途，我们非常乐观。”
当蒋经国问他吃过早饭没有，他便从口袋中拿出一个黑面包，两个洋芋说：“这就是我的早餐。”蒋经国看了非常自愧。他想我是一个外国大学生，不花一分钱，吃得这么好，可苏联自己的大学生，却在这样吃苦。
蒋经国问依物纳夫未来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充满自信地说：“我想成为一个军事武器发明家。”
上课铃响了，他们的谈话就此打断。后来，蒋经国经常有机会与依物纳夫交谈，既练习了俄语，也加深了友谊，彼此成了知心好友。
在街边商店感受苏维埃新经济政策
有一天下午，三点多才吃完午饭，莫斯科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蒋经国利用饭后半小时休息时间，和几个朋友到街上买东西。莫斯科没有什么大商场，满街都是小店铺。商店还有国家和私人开办之分。
在街上边走边看，蒋经国不觉问身边的俄国朋友：“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商人与资本家，为什么还允许私有商业的存在呢?”
这位朋友说：“革命之后，我们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一切商业工业都由国家办，所有私人资本完全充公。但是在革命时期经济破坏非常厉害，倘若只靠国家资本，经济很难恢复起来。
所以共产党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促进发展国家工商业；同时，允许私有资本的发展。但是调剂的权力完全集中于国家手中，这并不是永久地允许私有资本在我们国内发展，不过一时将他们利用一下。将来整个国民经济恢复之后，我们政府自然而然地将私有资本完全消灭。有许多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我国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让步，这是不对的，这不过是过渡时期的一个政策。”
在一家国营商店内，蒋经国和朋友买了四件东西，商店店员用铅笔和白纸本算了半天才算出总钱数来。蒋经国的朋友胡先生在旁说：“我们中国的算盘多么快呀!”俄国朋友把这话翻译给了店员。
这位职员说：“我是一个铁匠，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是我们工厂党部派我来店里学习的，我想只要能吃苦有恒心，今天算得慢，明天就会快起来的；今天国家虽弱，明天就会强起来的。最要紧的，是不要把国家的总算盘算错了。”
蒋经国问他愿不愿意做店员?他说：“我的祖父、父亲都是铁匠，我完全是受党和政府的指派来当店员的。倘若人人都顾自己，那么任何事业就不能成就。倘使党要我去当兵，我就去当兵，党要我去耕田，我就去耕田。”他说完之后，向蒋经国和同学们笑了笑，说了声“再会”，就走了。
蒋经国在苏联求学时期，还被派往莫斯科苏联军事情报局特种学校就读，在有“苏联特种部队之父”之称的军事破坏专家斯塔里诺夫．伊里亚门下接受训练。随后，蒋经国又在苏联红军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学习，主修“游击战”，是当时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图哈切夫斯基·米哈伊尔的得意门生。
1930年，蒋经国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军事政治学院毕业。在他的个人档案里，有如下的评语：“非常聪明、忠诚、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作者：日新 海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