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指数：★★★★★ 纳粹黄金的故事风靡世界半个多世纪了，与他类似的还有石达开的财宝、拿破仑的财宝、成吉思汗的财宝...
关注指数：★★★★★ 24车皮的财宝，有什么理由不去关注它呢？
可探知指数：★★★ 贵金属毕竟不同于希特勒的那几根烂骨头，目标巨大且不易腐烂的特性使得这些东西被发现的几率大大增加了。
可 信 度：★★★☆ 连萨达姆逃跑都知道带上一口袋美钞，没理由不相信纳粹德国不为东山再起作准备。
二战末期，第三帝国行将土崩瓦解，纳粹当局慌忙将战争期间劫掠的财富和部分秘密文件藏匿起来，从而引发了战后扑朔迷离的搜寻活动。然而，所有寻宝活动均以悲剧告终。
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东南60公里的巴特奥塞附近，是怪石嶙峋、松林茂密的山区。
这里有一个被称为施蒂里亚州“黑珍珠”的湖泊——托普里塞湖。这座在当地很不起眼的小水库,原本是个盐矿,长约2000米，宽不到400米，却很深，最深达103米。艰险的山路及50余年关于它的各种恐怖传闻，使许多旅行者望而生畏，虽然他们最多只想好奇地看上一眼。
“帝国专运”
1945年5月初的一天，一个常在湖上打鱼的渔夫，忽然发现湖中漂浮着一张印着莫名其妙符号的纸片。捞上来后他揣摸着，莫非这是一张哪国的钞票?第二天，渔夫拿着那张弄干展平的纸片来到巴特奥塞的一家银行，银行付给他一笔数目可观的奥地利先令。一夜暴富的渔夫更加仔细地寻查了那个地方，他又发现了同样的纸片。于是，他接二连三地来到那家银行，终于有一天在银行付款窗口旁被两个美国军官拦住了……
不久，党卫军曾把托普里塞湖当做保存财宝的“保险柜”的消息不胫而走。紧接着传闻四起，说托普里塞湖里埋藏着党卫军攫取的黄金，即德意志帝国的黄金储备。
传闻过了很久后被证实了。大约40年后，奥地利《巴斯塔》报的记者找到了一位事件的见证人——前希特勒德国反坦克部队军官奥地利人Ｍ.格鲁伯。1944年秋天，格鲁伯被派往距萨尔茨堡不远的富士尔城堡，无意中成为一次秘密会议的见证人。参加会议的都是第三帝国的高层官员，其中包括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时任外交部长——编注)。会议之后，一些货运汽车开始驶往富士尔城堡，车里装着金锭、金币、珠宝和英镑假钞。随后，车队转向托普里塞湖地区。维也纳军报《信使报》认为，不能排除上述那些财物正是德意志帝国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1945年1月31日，德国财政部长曾建议疏散国家的黄金储备，希特勒表示同意。于是24节满载黄金、白金、外币、外国股票和帝国纸币的一列火车驶出柏林。
在托普里塞湖发现英镑的消息传到了当时英美军驻法兰克福的司令部里。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使他们找到了一部分装着英镑的箱子。
当时，美军先遣部队已经进入奥地利。公路上到处都是撤退的德军士兵和辎重车队，一队接着一队。混乱中,两辆汽车被困在萨尔茨堡和林茨之间,动弹不得。负责押运的德军上尉见车辆实在无法摆脱堵塞，便命令把其中一辆车的所有箱子扔到河里去。两个星期后，在水流的作用下，那些箱子竟打开了。当地居民吃惊地看到河上漂浮着成千上万张英镑纸钞。
几乎与此同时，发现一辆装有英镑的卡车的电报从巴特奥塞传到了英美先遣军司令部里。经验丰富的假币鉴定专家、美军少校乔治·麦克内利立即前往现场，发现卡车上装载着23个箱子，箱内共有2000万英镑。
美国人马上跟踪追查发现，已找到的这两辆汽车只是在托普里塞湖附近消失的整个车队的一部分。周边的居民们证实了这一情况。据目击者称，德国人把一些用白金属制成的大箱子投入托普里塞湖中，每个箱子上赫然写着“帝国专运”。
神秘死亡
美军海军潜水小分队开始在托普里塞湖搜索。但是，当一个潜水兵在水下意外死亡之后，搜索工作停止了。一些与帝国黄金储备有点干系却又管不住自己嘴的人先后失踪。
1946年2月，两位林茨的工程师——奥地利人赫尔穆特·梅尔和路德维格·皮克雷尔来到托普里塞湖。同行的还有一个叫汉斯·哈斯林格的人。在后来奥地利宪兵队的调查材料中，他们均被列为“旅游者”。
三个奥地利人在湖边支起了帐篷。作为有经验的登山家，他们决定登上可以俯瞰整个托普里塞湖的劳克冯格山。哈斯林格或许感到了某种不妙，或许本来就知道此举的危险性，与另两位同行了一昼夜后，半路返回了出发地。一个月后，那两个登山家已是杳无音讯，营救小组开始寻找。在山顶发现了一座用雪堆成的小屋，旁边有两具尸体，皮克雷尔的肚子被剖开，胃被塞到了背囊里。案情始终是个谜。后来查明，原来，二战期间这两人参与过托普里塞湖边一个“试验站”的工作，德国海军在“试验站”进行过新式武器的研制。显然，两个知情者被灭口了。
1947年,在时常出现在托普里塞湖周围的外地人当中,有一个人被指认出是前德军参谋官鲍曼。奥地利法院起诉他在战争快结束时曾从这里运走两箱黄金，但被告只承认从教堂金库里拿走过收藏的古币。
在托普里塞湖地区一个别墅花园的干枯花丛里发现了一堆废弹药，下面藏着三只箱子，里面有1.92万枚金币和一块500克重的金锭。
环湖一带的种种发现引起了跃跃一试的骚动，人们趋之若鹜地拥向托普里塞湖。
1950年8月，汉堡工程师凯勒博士和职业攀岩运动员格伦斯来到这里。他们试图爬上雷赫施泰因山南坡的一处峭壁，因为从那里观看托普里塞湖可谓一览无余。结果，格伦斯失踪了。他身上的安全绳“意外”地断了,凯勒博士做了见证。而不久他也突然失踪了。格伦斯的亲属进行了私人调查,他们注意到，失踪的凯勒博士战时曾在党卫军服役，担任潜艇秘密基地的负责人。回想起来，正是潜艇军人才有可能与托普里塞湖边的“试验站”发生瓜葛，才有可能成为转运和储藏帝国财宝的同伙。
同年夏天，三个法国学者光顾托普里塞湖。他们操着半通不通的德语在旅馆开了一个房间，然后前往当地警察局出示了一封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市军方开出的介绍信。信中说，该三位法国学者专门研究阿尔卑斯山区湖泊的生物,他们需要潜入托普里塞湖湖底,请求当地警察机关在法国学者的科考过程中给予支持。
奥当地警察局毫无保留地批准了三名外国人在托普里塞湖的考察。三个法国人返回的那天，他们迫不及待地把四只沉甸甸的箱子装到汽车上，慷慨地付了小费后便原路而返。
当旅馆经理到银行兑换从三位学者手中得到的外币时，银行发现竟是假币。因斯布鲁克市军方对那封所谓的介绍信也是一无所知。旅馆的女服务员事后来到警察局反映说，她听到过三个“法国人”说着一口地道的汉堡方言。这三个人很可能就是前德军“试验站”的专家。
1952年是杀人湖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先后有几人神秘地死于非命。
停止搜寻
1959年夏，掩盖“杀人湖”秘密的帷幕开始序序拉开。由西德《明星》周刊资助的潜水队获得了在托普里塞湖潜水作业五周的许可证。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从湖底打捞出15只箱子和铁皮集装箱，在里面发现了1935年～1937年版的5.5万英镑假钞。这次打捞使当年的“伯恩哈特”行动真相大白，那是一场罪恶的欺诈——以印发大量假币扰乱希特勒德国的敌对国家的金融秩序。
昔日党卫军冲锋队员威廉·赫特尔积极参与了“伯恩哈特”事件。80年代中期，这位受人尊敬的德国公民在距托普里塞湖不远的一家私立学校任教。每天晚上他都坐在当地一个名叫“白马”的啤酒馆里，叫上一杯白葡萄酒。战后除了有两年被关押在美军的战俘营里外，他所有的日子都是在托普里塞湖边度过的。
正是这个赫特尔，在规定期限前的两周，迫使《明星》杂志资助的打捞行动半途终止。
事情发生在1959年8月27日，那天，打捞队捞上两只标号为“Ｂ—9”的箱子，里面有第三帝国安全总局的文件和集中营犯人花名册。然而取代对打捞成功的祝贺的，却是一封载有严厉命令的电报：“继续滞留在那里不妥，立即停止搜寻。”据说是因为资金短缺，可就在几天前《明星》杂志还为打捞活动追加了3万马克资金。正如奥地利《人民之声报》所称：《明星》杂志被巨款堵住了嘴，堵嘴的正是那些不希望第三帝国的某些秘密被公开的分子。随后奥地利内务部代表赶紧出面证实，箱子里“除了英镑假钞外别无他物”。在其中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也宣布，“在文件中未发现希姆莱(盖世太保头子，1943年起任第三帝国内务部长——编注)日记一类的东西”，颇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
但是那些装着一吨重的金锭和其他珍宝的箱子到底在何处呢?《明星》杂志资助的打捞队的策划者认为“就在附近某个地方”。
除了赫特尔外，80年代中期住在维也纳的Ｍ.欣克女士也知道托普里塞湖的秘密。战时她担任过党卫军分队长瓦尔特·谢伦伯格的私人秘书。在欣克的帮助下，赫特尔向联邦德国的一位政界和银行界活动家通报了打捞托普里塞湖沉箱的危险性。因为在托普里塞湖里除了沉匿着假币外，还藏匿着德国秘密机构的间谍名单和这些人参加过的行动指令的专案文件。奥地利《人民之声报》指出，其中的许多人现今在各自的国家里都是堂而皇之的公民，他们潜伏在政府、议会及著名银行和公司的董事会中。就是在奥地利的一些要害部门里，也有不少人不希望公开托普里塞湖的秘密。更何况在湖里有可能藏着一些瑞士银行的秘密账号，这些银行至今还保存着纳粹分子劫掠的财富。
1963年，前抵抗运动参加者、奥地利人阿尔布雷克特·盖斯温克勒打算申请获得在托普里塞湖搜索的许可证，立即遭到新法西斯组织的恐吓。大概格拉茨（施蒂里亚州州府——编注）的政府部门也受到了威胁，盖斯温克勒的申请被拒绝。
1983年初秋，又一件莫名其妙的悲剧发生在托普里塞湖。三名西德旅游者中的一位——慕尼黑潜水运动员Ａ.阿格纳不顾当地政府的禁令，潜入湖底。漂上来的却是他的尸体。调查发现，不知是谁割破了他的氧气管。后来查明，他的两名同伴是前党卫军分子。
这次事件后，奥地利当局制止了一切在托普里湖的民间业余潜水活动，除非持有特别许可。
疑窦丛生
1984年11月，西德考察专家汉斯·弗里克教授宣布，他将乘特制的微型潜艇探查托普里塞湖。11月15日，奥地利一家报纸披露，汉斯·弗里克乘特制的微型潜艇在水下80米处发现了假英镑，并打捞上一些水雷、轰炸机骨架、带水下发射装置的火箭破损部件等，可是关于大家都关心的第三帝国的黄金却只字未提。弗里克本人对此保持沉默。《巴斯塔》报揭露说，弗里克与西德侦察部门有密切联系。教授考察的资金来源也是个谜。持续了几个月的考察活动每天需3万先令的支持，而出面组织考察的西德科学考察学会不曾为弗里克支付过一个马克。
谜团未解
发生在托普里塞湖所有事件的前前后后引起了奥地利政府的警惕，当局决定把托普里塞湖的探查工作置于自己的管理和监督之下。
1984年11月，奥地利军队的考察专家们开赴托普里塞湖。宪兵队在所有通往湖区的大小路上实行戒严。专家们在湖底发现了假币，还打捞出一枚长3.5米、重一吨的火箭。沉在水底40年之久的金属骨架竟没有一点锈蚀的痕迹，这使美国工兵部队人员感到惊诧不已。
在湖西南部的湖底，奥地利扫雷部队的专家们借助探雷器和检波器发现，湖底可能有大量金属存在，金属集中在大约40平方米左右的范围内。是黄金还是地下弹药库?对此，奥地利侦察部门人员表示，目前还很难确定，到底是湖底原有的稀有金属，还是发现了第三帝国埋藏的黄金。
奥地利军队的考察专家们收获颇丰。在距湖岸仅70米的环湖山岩的峭壁上发现了一个似乎是地下仓库的入口，但遗憾的是入口已被炸毁。专家们找到了有关的见证人，得知战争结束时入口还未被堵上，此人曾钻进洞口，顺着坑道爬进了一个人造的大山洞，里面放着写着“易爆品”的箱子。战时确实有一批囚犯被押解到托普里塞湖修筑地下工程，这些囚犯在湖底水下开凿过水平坑道及一些入口。
1985年掀开了托普里塞湖寻宝的新一页。萨尔茨堡工兵小分队试图从森林密布的湖南岸进入湖底的地下坑道。但是，当专家们推断，希特勒分子有可能在通往财宝埋藏处的坑道里布下地雷之后，所有的考察活动便很快停止了。结果，这“阿里巴巴山洞”里到底有什么始终是个谜。
从那时起，再也没有谁想在托普里塞湖寻宝的事情上跃跃欲试。有关托普里塞湖藏宝的故事只好画上一连串的问号和删节号
神秘指数：★★★★★ 金锭40吨，白金12吨，宝石15万克拉，工艺品40箱，锡3000吨...以及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北京人头骨
关注指数：★★★★★战争中后期“零”式在美军面前显得太脆弱了，人送外号“空中打火机”。
可探知指数：★★★★★沉船就在那里摆着，以现在的捕捞技术完全可以“丝毫不落”的捞起沉船了。
可 信 度：★★不排除这种事情是境外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炒起来的，至少50亿美元财富肯定有水分。
“阿波丸”上有什么？
“为什么不打捞‘阿波丸’，我想不出理由。”张智魁说。
“阿波丸”，一艘令全世界所有打捞者魂牵梦绕的沉船。传说中，那是一座重达40吨的“金山”。
这是一艘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日本远洋邮轮，船长154.9米，宽20.2米。
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阿波丸”航行至我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舰“皇后鱼号”发现，遭到数枚鱼雷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全船2009名乘客及船员只有三等厨师下田勘太郎一人幸免于难。
国际社会为之震惊。而当人们听到包裹于阿波丸船壳内的惊人财富时，这种震惊更是难以言表。
据美国《共和党报》1976年11-12月号特刊报道，″阿波丸″上装载有：黄金40吨，白金12吨，工业金刚石15万克拉，大捆纸币价值不明，人工制品、工艺品、宝石40箱，价值不明。
据那托思(美国原海洋实验室观察员、国家潜水领导成员)在打捞计划中列明，最低可打捞货物价值为2.49亿美元，所有财富价值高达50亿美元。
而据台湾《中国时报》1976年11月21日报道：″阿波丸″被击沉时载有金锭40吨，白金12吨，未加工的宝石15万克拉，美、英、香港货币数捆，工艺品40箱，锡3000吨，钨2000吨，铝2000吨，钛800吨，橡胶2000吨。
1979年5月2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当年的陆军伍长(即下士)森川家光说，“阿波丸”所装26辆卡车都是金条。
日本海湾代表团向中国提供的数字：锡3000吨，生橡胶3000吨，加上锑、钨、水银，总计9812吨。
除了这些金银财宝，“阿波丸”沉船上很可能还有一件无价之宝--“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据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将美方所掌握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下落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中国政府。尼克松提供的线索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有可能在沉船“阿波丸”上。
据有关人士调查，1941年，日本侵略者铁蹄肆虐，研究“北京人”化石的学者魏敦瑞希望将地质调查所的所有人骨化石一起带走，存放到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美国公使馆接受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将其安全运往美国保存。1941年12月5日，一列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由北平开往秦皇岛，两箱化石被放到美军专用的标准化绿色皮箱中，和所有军人行李一起，放入行李车中托运。
三天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美国在华的所有机构，同时，那两只装有“北京人”头盖骨的绿色行李箱不见了踪影。
从此，“北京人”头盖骨的失踪成为人类科学史上一大悬案。而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官方始终不承认获得和收藏“北京人”。
针对“阿波丸”上载有“北京人”头盖骨之说，有人提出疑问：日本人为什么要用几年时间，花费周折将化石从中国北方运到东南亚？
跟踪研究“阿波丸”的记者李树喜找到了证据：在“阿波丸”初步打捞中，发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奉天市长，伪满元老郑孝胥之子)的家藏小官印(玉印)及郑孝胥安葬时分赠后人的圆砚，砚上有“郑公孝胥安葬纪念”字样(注，郑孝胥1938年死于长春，葬于沈阳)。而历史记载“阿波丸”乘员全部是日本人。这说明日本人将在中国北方搜罗的文物宝器运上了“阿波丸”，这是“阿波丸”可能装截“北京人”头盖骨的有力旁证。
部分传言被中国打捞者证实。1977年1月13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由福州军区统一指挥，交通部和海军一起组织力量，对“阿波丸”沉船进行打捞，工程代号“7713”。张智魁正是当时打捞工程的现场指挥。
5月1日，发现“阿波丸”，沉船已断成两段，前段长44.7米，后段长107.8米，埋入海底泥中9至11米，该处水深在60至69米不等。随后打捞以“清除牛山渔场水下障碍物，保障海上渔业捕捞作业生产安全”的名义正式开工。1980年，海军“J503”号舰的指战员完成了拆解沉船首段的任务，穿引了船底4道共14根千斤钢缆，上海救捞局的“大力号”海上自航浮吊船将首段一举吊浮，并拖抵平潭岛娘宫锚地搁上浅滩。此次打捞共捞获锡锭2472吨，售价5000余万美元，还有橡胶等货物数千吨。
然而，人们没有找到黄金，也没有发现“北京人”化石的踪影。有人产生疑问：也许种种传言只是日本为了打捞2008具骸骨而故布迷阵？
中国政府本着中日友好和人道主义精神，先后于1979年7月、1980年1月和1981年4月，在上海以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公司的名义，分三批向日本方面移交了捞起的死难者遗骨和遗物。
打捞“阿波丸”的现实意义
2001年，有关40吨黄金与“北京人”头盖骨是否藏身于“阿波丸”的争论仍无结果，一直为“阿波丸”牵肠挂肚的张智魁上书国家领导人，力主再次打捞“阿波丸”。4月，他拿出了一份详实的《打捞“阿波丸”沉船可行性报告》。
《报告》说，70年代进行的打捞虽然没有发现黄金，但至少证明了各方汇总的有关“阿波丸”沉船物资情报的准确性。关于“阿波丸”中有无40吨黄金与“北京人”头盖骨的争议，是因为那次打捞的不完整。由于当时深潜技术和深水除泥两大技术没有过关，约1万立方米的淤泥掩埋着金库、驾驶台、客房及船员舱室和机舱，潜水员根本无法到达那些位置。中止打捞后，国务院和交通部多次派人到上海举行座谈会，听取对立双方的意见，最后，针对“阿波丸”上装载金银财宝做出“有大于无”的结论。在“北京人”头盖骨也在“阿波丸”上的重要线索出现后，中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余伟超教授等许多专家、院士也呼吁彻底打捞清理“阿波丸”。
探谜、捞宝自然是打捞“阿波丸”的主要目的，而当时触动张智魁上书的，是2000年俄罗斯核潜艇“库尔斯克”号海难。由于缺少深海打捞技术，事件发生后俄罗斯一度十分被动。
张智魁说：“阿波丸”在水下70米，通过对其大规模打捞，可以大大提高我国深海打捞技术，可以锻炼出一支深海打捞队伍。从长远看，这比珍宝、黄金更重要、更可贵。
张智魁所言非虚。70年代对“阿波丸”打捞后，有关部门曾总结：由于该工程的进行，使我国的深潜水医学研究获得极佳的实践机遇并取得重大成果。我国救捞队伍的技术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工程中采用了水下爆破、水下电割等新工艺、新施工方法，通过该工程获得的施工技术经验成为我国打捞事业的一笔宝贵财富。同时，这次打捞也使中国的潜水装备工业有了产品质量检验、改进提高的极难得的实践机遇，不但使原有产品的质量有了新的提高，还诞生了一批新的深潜水装备装具。
张智魁在上书和《报告》中说，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掌握处理深海舰船、石油平台、海底输油管线事故的潜水与打捞技术，我们的海洋活动将受到极大的局限。而利用“阿波丸”练兵，则是一举多得的捷径。
张智魁还设想：通过再次打捞“阿波丸”，中国可以借此建造一个多功能饱和潜水母船，集自航、铺管、饱和潜水于一身，填补国内空白。
谁来打捞“阿波丸”？
张智魁说，一家德国公司愿意提供打捞“阿波丸”所有的设备和资金，回报为出水沉船物价值的5%。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政府并没有批准这项合作。
南中国海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统计，约有2000至3000艘海船沉没在这片海域，沉船中以宋元船只居多，其中还有一些外国船只，如唐代日本遣唐使沉没的海船、英国东印度公司和瑞典的沉船等。倘若加上世界各国来中国进行贸易返回途中的沉船，数量更为惊人。由于多数沉船中古瓷器的珍贵价值，国外专家称其为“海底瓷都”。
这片水下宝藏许多年来生发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也引来了一批又一批职业盗宝人，加上我国沿海一些渔民的盗挖，大量珍贵的古瓷、船只等文物被盗走、破坏。价值堪比秦兵马俑的“南海一号”沉船在1987年就遭受过一次劫难，当时一家英国公司为了节省成本，缩短工期，采用了最简陋的打捞方法：一条2000吨的驳船，一架100吨的吊机，发现海下可疑物体后，就把1吨多重的抓斗放到海里去抓。除了部分金属器件完整，许多瓷器都成了碎片。
对于这些行为，中国政府往往无能为力。许多打捞出水的文物出现在拍卖市场，政府和一些爱国人士不得不用巨大代价购回其中的很少一部分。
为加强对海底文化遗产的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通过一项公约，规定抢劫古代沉船及海底考古遗址的行径为非法，并建议各会员国对违反者根据对文物的损害程度给予制裁。公约还授权各国缴没非法打捞的水下遗产。1982年制订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也明确规定，对于在国家管辖权之外的海底及其领土发现的具有考古和历史价值的文物应予以保护，并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加以处置，特别要注意来源国(文化来源国或历史、考古来源国)的优先权。但这些规定提出的大多是模糊概念，缺乏操作性。
据张智魁介绍，我国有关法规明确，500吨级以上的沉船，地方和民间打捞企业根本无权过问。即使是500吨级以下的沉船，也因资质、设备等各种限制，将地方和民间打捞企业拒之门外。
“海底宝藏，我们不去打捞，别人盗取了，我们只能后悔莫及。如果允许国内私人公司打捞，或与国外有实力的公司合作打捞，虽然看起来拱手让出了部分宝藏，但得到的毕竟更多。”张智魁说，“我国仅有一个水下考古队，捞宝力量有限，国家的海上救捞局职责主体是救捞而非打捞。那么多的海底宝藏怎么办？难道是任由流失和毁坏？堵不如疏，如果在放宽政策的同时加强监管，国家不花一分钱、不承担一点风险，就能获得大量水下的无价之宝。”
神秘指数：★★ 对于那段历史，在众多翔实的史料面前这种说法显得过于幼稚了。
关注指数：★★★ 对于美国人“自揭家丑”的行为，日本人表现出了特殊的兴趣，一些所谓专家、学者更是对此大肆渲染。
可探知指数：☆ 其实也没什么好探的，不过有些“健忘”的人倒是很喜欢去“探知”这类“历史”。
可 信 度：☆要发动战争需要找这么蠢的借口么？“苦肉计”与“寻找走失士兵”的始作俑者智商似乎是相同的。
1941年12月6日晚，在美国白宫，美海军部长诺克斯、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陆军部长史汀生、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商务部长霍普金斯少见地聚在一起，与总统罗斯福一同消磨时光。他们在等待一件事———日军进攻珍珠港！
12月7日，日本海军特混舰队长途奔袭，以舰载机偷袭了美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美军被击沉和受重创战列舰8艘、轻巡洋舰6艘、驱逐舰1艘，损毁飞机270架(一说180架)，伤亡3400余人。次日，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大厦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和战争咨文，正式对日宣战。美国公众彻底放弃孤立主义，投入到对轴心国的战争中。
白宫历史性的一幕是由当时在场的海军部长诺克斯对其密友詹姆斯·斯泰尔曼透露的，它给人们留下一个谜———美国到底是否知道日本要偷袭珍珠港？
美国破译了“珍珠港上空的电波”
1935年，美国陆军重新组建由密码专家威廉·弗里德曼领导的监听机关———信号情报处。它与随后成立的海军通信保密科被冠以“魔术”的代号。
至1941年，“魔术”已能截获并破译出绝大多数日本人用九七式打字机发出的“紫色密码”外交电报。1941年底，他们破译的秘密外交电报平均每周多达200页。这其中包括许多有关珍珠港的情报：1941年9月24日，日本海军通过外务省致电檀香山总领事馆，要求了解美军太平洋舰队军舰在珍珠港的停泊位置；11月15日，日本外务省要求驻檀香山总领事馆每周至少报告两次珍珠港美军军舰的动向；11月18日，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向外务省汇报了美军军舰进珍珠港后航向变化角度和从港口到达停泊点的时间；11月28日，日本外务省要求檀香山总领事馆销毁密码和密码机；12月2日，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用低级密码继续报告美军的一举一动……
“魔术”将最重要的情报由特别信使及时递交给总统、陆军部和海军部的部长、作战部长、情报局长、国务卿等军政首脑，而其他人极少能接触到这些情报。但华盛顿并没有将上述与珍珠港密切相关的情报通知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海军上将和夏威夷基地司令肖特陆军中将。金梅尔将军后来在接受调查时直言不讳：“海军部扣下了珍珠港将可能遭受袭击的有关情报，太平洋舰队被剥夺了一次战斗机会，导致1941年12月7日的灾难性局面。”对于这种反常的行为，斯塔克解释道：“我不希望通知金梅尔司令，因为这样会泄密。”他怕泄露的究竟是日本人的秘密还是华盛顿的秘密？
在危险面前削弱太平洋舰队实力
即使美国高层害怕泄密，也应该在大战即将来临之际想方设法加强珍珠港太平洋舰队的实力。事实上在1941年初，太平洋舰队包括1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17艘驱逐舰在内1/4的作战力量被调拨给了大西洋舰队。此外，海军部还把舰队中素质最好的指挥官和水兵也成批调往大西洋舰队。为此，金梅尔曾多次向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陈述加强太平洋舰队实力的重要性。他在1941年9月12日写给斯塔克的信中言语恳切地说：“一支强大的太平洋舰队，无疑是对日本的威慑，而弱小的舰队也许会引来日本人……在我们能够保持足够对付日本舰队的兵力之前，我们在太平洋是不安全的。”但海军部却丝毫不理会金梅尔的呼吁。更奇怪的是，当日本飞机对珍珠港狂轰滥炸时，太平洋舰队的主力———3艘航空母舰恰巧全部外出(“萨拉托加”号停在圣迭戈检修，“列克星敦”号正在行驶途中，“企业”号在珍珠港以西200海里的归途中)，它们因此逃过劫难。
紧急调集医务人员和药品
1995年9月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收到一名名叫海伦·哈曼女士的来信。她在信中称她的父亲史密斯曾向她讲述过一些关于珍珠港事件的惊人内幕，在二战时她父亲任美军后勤部副主管。她父亲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不久，罗斯福总统紧急召开了一个由极少数军
官参加的秘密会议。总统在会议上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美国高层已经预见到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命令与会者尽快准备将一批医务人员和急救物资集结到美国西海岸的一个港口，随时待命启运。罗斯福总统特别强调禁止将会议内容向外透露，包括珍珠港的军事指挥官和红十字会的官员。面对与会官员的惊讶与不解，罗斯福解释说，只有当美国本土遭到攻击时，犹豫不决的美国民众才会同意他宣布投入战争。这封信引起了很大轰动，但哈曼不是当事人，而她父亲史密斯又已于1990年去世，人们无法从中得到更加详尽和更有说服力的材料。
克林顿收到信后不久，美国红十字会夏威夷分会的工作人员在查阅该会1941年至1942年财政年度报告的影印件和有关国家档案时，意外发现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军后勤医疗部队在珍珠港事件前一两个月曾进行过非常规的人员和储备物资紧急调动。例如，在那段时间里，夏威夷分会通过正常渠道从国家红十字会总部得到价值2.5万美元的医疗急救物品，同时，还通过秘密渠道接收到价值5万美元的药品和物资。
这批额外补给，在偷袭珍珠港事件后的急救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11月的美国红十字会总部的月度报告也显示，那个月夏威夷分会共接收了2534名医护人员，其中1505名是被秘密调去的临时人员。有关人员还从夏威夷红十字分会会长阿尔弗雷德·卡瑟尔的弟弟威廉·卡瑟尔的日记中发现：12月6日，夏威夷分会的全体人员奉命战备值班。
美国史专家查尔斯·比尔德和著名作家约翰·托兰等人分析认为：面对国内浓厚的孤立主义情绪，具有远见卓识的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高级幕僚们为了使美国在纳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全面征服欧亚大陆之前投入战争，上演了这出“苦肉计”。同时，为了减少损失，他又将3艘航空母舰调出了珍珠港，并通过秘密渠道不露声色地运去大批医护人员和急救物资。但由于人们至今仍未找到最有力的直接证据，有关“苦肉计”之说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日本妄想借此推卸战争罪责
对于美国人“自揭家丑”的行为，日本人表现出了特殊的兴趣，一些所谓专家、学者更是对此大肆渲染，《大东亚战争全史》的作者服部卓四郎和《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的作者实松让就是典型代表。他们称美国人事先知道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企图，暗示日本是在美国人“引诱”下被迫发动了对珍珠港的袭击。他们想通过这种说法，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责任推到美国人身上。
其实，日本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已经开始考虑是“北上”还是“南进”。1941年10月，主张对美英开战的东条英机上台后，最终确定了发动太平洋战争，夺取印度支那和太平洋诸岛的“南进”计划。这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发动攻击，只不过他们首先选择了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而不是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国陆军。关于珍珠港事件是“苦肉计”之说，只是美国民众对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以何种方式、多大代价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真相的探究与争论，而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责是无论如何也推卸不掉的。
究竟是谁击毙了山本五十六？
神秘指数：★★★ 山本五十六是日军的精神领袖。不管是谁干的，伏击山本五十六确实是美国的一次大胜。
关注指数：★★★ 能够亲手击毙山本五十六这样的人物对军人而言是无上的荣誉。的确值得人们去争一下。
可探知指数：☆几乎不可能了，这种争论将和对这次经典伏击战的研究一样继续下去。
可 信 度：★★☆能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不是哪个人独自能办到的，猎杀山本是大家共同的功劳。
1943年，日本海军将领、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在飞越西南太平洋上空时被击落，山本五十六当场毙命。到今天，有关人士还在争议：究竟谁击落了山本五十六？
当事人是托马斯·兰菲尔和里克斯·巴尔博，二战期间隶属驻扎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美国空军P—38战斗机中队。
1943年4月18日，他俩奉命一起起飞前去攻击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包尔飞往布干维尔岛的山本五十六座机。
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首先向山本五十六乘坐的“贝蒂”号轰炸机开火的是巴尔博，而兰菲尔声称他也开了火。由于当时的P—38战斗机上没有空中照相枪（飞机射击时与机枪同步工作拍摄射击结果），所以两人的陈词就无从考证，再加上当时的行动十分保密，美国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宣布，美军能够击落山本五十六是因为美国海军破译了日军的通信密码。因此等到真相大白于天下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年，究竟是谁首先开火就更难说清楚了。目前兰菲尔已去世，居住在俄勒冈州坦利波尼的巴尔博也79岁了，他在回忆起往事时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我们在击落山本五十六后马上将事情全过程晓之天下，那就不会反目成仇。我和兰菲尔战时关系非常好，他信心十足地认为是他先开了火，只不过他做得有点过分了些。”
据非官方的战后军事史料记载，当时兰菲尔和巴尔博因各自击落一架轰炸机（一架系山本五十六乘坐，另一架由他的参谋乘坐）而分别获得一枚勋章。此外，巴尔博还因为协同击落了第三架轰炸机而与其他人分享了另一枚勋章。但是，当日本军事史料最后证实，当时运载山本五十六一行只有两架轰炸机而不是三架时，美国空军马上裁定巴尔博和兰菲尔只能分享一枚勋章，以示共同击落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在此之后，巴尔博的昔日战友向空军提起上诉，要求改变裁决，向巴尔博授予全奖。事情最后一直闹到美国空军参谋长唐纳德·赖斯那儿，结果他在1992年再次拒绝更改记录。于是巴尔博又向一家联邦法庭上诉，结果上诉法院维持原判，巴尔博败诉。
《攻击山本五十六》一书的作者、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杜立德图书馆馆长卡罗尔·格莱尼斯说：“史料记录必须有权威性，对于这些二战老兵来说，重要的是该给的奖一定得给。”但是，美国空军并不愿意接受该协会的调查结果。位于华盛顿州的博林空军基地的空军史料专家卡吉尔·霍尔说，“史料记载多半不会有任何偏见。”看来，争论还得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