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不少造假等违法事件在判决公诸于众后引发广泛关注，原因是处罚明显过轻。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4月20日对疫苗管理法草案进行二审，规定生产销售假劣疫苗最高可罚3000万元。此举被认为是响应公众呼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去年7月发生的长春长生假疫苗案，举国震惊，后来公司罚款仅区区三百多万元，因为和违法所得极不相称，一度引发社会反弹，但这样的处罚正是根据《药品管理法》所规定。
事实上，由于近二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物价与居民收入连番增长，使得当初所立的法律在赔偿金额方面，越来越显得滞后和不相协调，相关案例近年屡见不鲜。
以前期备受关注的视觉中国图片索赔事件为例，公司长期以恶意碰瓷的维权生意为“主业”，给行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一张黑洞照片而爆光，立即招致媒体和公众的口诛笔伐，公司股价也连续跌停。但最后，天津市监管部门仅对其罚款30万元，这与公司160亿元市值和一度蒸发的30多亿元市值相比，九牛一毛。
不过这一处理却是依法依规的。根据《网络安全法》第68条第一款之规定，相关行为应受到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这样的处理结果似乎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网络技术和商业形态高速发展的当下，如何从法治的层面加以监管，还需要尽快“补课”。
违法成本过低问题，在近年证券市场表现更为明显。某知名演员操纵市场案，涉案数十亿元，仅被罚几十万元，一度引起公众哗然。今年两会期间，就有人大代表提出，现在证券法顶格处罚只有60万元，解决不了问题。
的确，按照现行1998年审议通过的《证券法》，很多严重违法行为的“顶格”处罚仅仅60万元，如《证券法》对虚假陈述的行政罚款仅为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很明显，随着A股迅猛发展，这样的处罚标准根本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惩戒。
而且，上市和并购成功之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巨大，令违法违规成本过低成为欺诈发行、虚假披露、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乱象的重要原因。违法成本和违法收益之间严重不对等，也使得证券市场财务造假、信息披露违规、欺诈发行等行为屡禁不止。
与之相比，在成熟资本市场，财务造假者通常会被罚得倾家荡产，甚至会“把牢底坐穿”，足以震慑那些以身试法者。如美国证券市场的违法违规成本要高得多，《萨班斯法案》（Sarbanes-OxleyAct）规定，故意进行证券欺诈的犯罪最高可判处25年监禁，对犯有欺诈罪的个人和公司的罚金最高分别可达500万美元和2500万美元。众所周知的安然公司，就因造假被美国证监会罚款5亿美元，公司宣告破产。
这样的状况亟待立法机关和监管部门着手改变。今年2月，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国新办召开的关于“科创板”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严禁大股东操纵股价、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还要推动修订《证券法》，提高违法成本。A股市场提高对违法违规的行政处罚力度刻不容缓，如对虚假陈述的行政罚款规定不低于2000万元。
可以说，不论是多年前的法律法规在处罚金额上“过时”，还是基于治乱宜用重典，都需要通过立法等手段，全面改善目前违法违规成本过低问题，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让法律真正成为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令企业和个人有所忌惮，如此才能更好地规范各类市场主体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