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难解的中国历史之迷 |
明朝的历史，带给中国人的历史创痛，是非常之深的。讲起汉、唐，人们无不将之视为秦以后中国历史最辉煌的时期。当然，它们比不上上古三代，那是讲“王道”的时代，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讲到了宋代，中国就是“积贫、积弱”的了；不过，近些年来行情看好。看好的原因，一是宋代的经济远逾前代，特别是“商品经济”，再就是陈寅恪先生关于“吾国文化造极于天水一朝”的话头，以及宋朝的“养士政策”。明朝是不大争气的，明亡的教训很多，可以说几乎集历代亡国教训之大成。但话说回来，明朝的机会也很多。明朝最大的机会不是明朝本身的，而是李自成进京。以至于三百年后，郭沫若先生写《甲申三百年祭》，来总结李自成为什么会失败。那是一六四四年，那时候，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而稍早的一六四○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很显然，对李自成失败的腕惜，其目标是指向“近代化”的。因为，按照“历史规律”，既然资本主义的“萌芽”都已经生长出来了，它的生长与发展当然也就成了这题中应有之义，李自成的“农民革命”则很可能代表着某种进步的方向。而回首两个多世纪之前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壮举，由于“近代化”意识的观照，确实也可以使我们想入非非：假如当初竟在偶然中实现了“地理大发现”，整个世界历史恐怕都要改写。这样的假如，一方面使我们扼腕，一方面却又激发了我们的想像。虽然，历史不是一门假如的学问，但历史学家对于假如，却总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克里奥巴特拉的鼻子假如稍长或稍短一些，据说世界历史都可能为之改观的。而按照郑和船队所显示出来的远洋能力，当初他也完全有可能率领这支浩荡的船队，绕过好望角，驶入大西洋，甚至再进入太平洋。总而言之，欧州人后来用比我们小得多的船和船队所能完成的壮举，我们当然也能比他们更早地完成。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如果并没有发生，决定了郑和下西洋成了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中国历史之迷。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于是就这样“历史地”成为一个“中国历史之迷”了。
曾几何时，人们最愿意相信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逃亡的建文帝。建文帝的生死，是明史上的一个迷。据说，明成祖朱棣率兵“靖难”，攻入南京后并没有发现建文帝。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按照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原则，这建文帝是必须用大力气去找的。为了防止建文帝复辟，朱棣不但要派人到西南深山中去找，也绝对更有理由派人到东南海外去找。要知道，支持建文帝的很多是江浙一带的人。江浙一带，熟悉大海的人很多，建文逃匿海上绝对是有可能的事。更为严重的是，当时东南沿海的海盗闹得很凶，其中除了真正的“倭寇”外，有很大一部分是张士诚、方国珍的旧部。他们以浮海贩卖为业，与明朝则是敌对的；另一方面，因为贸易的原因，他们与倭寇和其他海盗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想见，如果建文帝没有死，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其卷土重来的力量不可小看。所以，对于朱棣来说，派郑和下西洋与西洋各国通好，就不仅仅是一个宣扬国威的问题；如果建文帝确实逃亡于这一带，但由于这些国家都与明朝通好，就会有效地阻止建文帝与当地海盗勾结，并且使他很难在这些国家立足。即此，郑和带了那么多礼物，带了那么多军队，一次又一次地远航西洋，就不能被看成是徒劳无功的，更不能视之为明成祖的好大喜功，而远航本是否具有商业目的反倒是次之又次的问题了。
然而，如果当初并不存在寻找建文帝的问题，那我们又将如何看待郑和下西洋的这一壮举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说，即便这次航行具有商业目的，但商业决不是主要目的。那么多人，那么多船，浩浩荡荡，带了大量的金银货币，以及瓷器、丝绸、锦绮等东西，可都换回来些什么呢？不过是些珍珠、宝石、珍禽异兽和大量香料。这决不像是一次以商业为目的的远航所带来的结果。研究这一问题的人说，当时带出去的东西，大都作为礼物送人了，显示了天朝的富裕与慷慨；而从此外国贡使纷纷来朝，收到了怀柔远人，四夷宾服的效果。可是，明成祖因靖难而登皇帝宝座，其迫切要解决的是天下人心向背的问题，跑到海外去宣示国威，这恐怕也有点文不对题。
研究明史的人大概不会不知道，明朝建国的基础是比较薄弱的。历经唐末、五代，乃至金、元的接二连三的破坏，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社会生产已非常落后，只有江南地区在这数百年的历次战争中幸得偏安，而成为中国当时唯一富庶的地区。当年，朱元璋是仰仗江南地区的经济实力，才得以实现其北伐大计的，否则就没有明朝的建立。而从此以后，明朝的中央财政，主要是依靠江南财赋来维持的。洪武时，全国夏税秋粮总计约2940万石，其中江南约720万石，为全国税粮的1／4强，是明朝中央财政的主要家底。靖难之役打了四年，明朝北部地区的社会生产复又雪上加霜，其中央财政更不得不主要依靠江南。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成祖朱棣却决定将首都由南京迁往北京。为此，他不得不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比如，为了使江南的物资能够大量“京运”，明朝不得不重新开通运河，并修造大量运船，其耗费至为巨大。而北京城的营建，耗费更巨。周长十八里的皇城和周长四十五里的京城，所用木材都采自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和山西等地。仅此一项，又不知要搜括多少民脂民膏！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搞那么大的船队下西洋，对于明朝的百姓无疑只能是敲骨吸髓了。
1421年，当时还是太子的仁宗，被从南京召回北京。北上途中，经过山东布政司地界，亲眼看见的是饥民遍野，老百姓家家锅底朝天。那时，国库虽然还算充实，甚至还有腐烂的粮食，但天下百姓却是穷困已极。所以，三年之后，明成祖去世，仁宗一登基，立即就中止了派船队下西洋。明朝历史上有所谓“仁、宣致治”。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宣宗在位不过十年。在这十年多的时间里，明朝究竟能“致治”到个什么程度呢？无非是将朝廷对江南的赋税政策作了一些调整，以使江南这一明朝中央财政的赋税重地，能够继续保持其长期以来的繁荣。从这件事上看，如果仁、宣两代继续让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明朝就不可能调整它在江南的赋税政策。那时，江南百姓实际上经被搜括尽净了。据当时官员的一份报告中说，仅苏州一府，在宣德统治的四年之中，就欠赋800万石。试想，如果继续派船队下西洋，这些欠赋的绝大部分恐怕是免不掉的，更不要说明朝还对江南官田税额进行了大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减免。那样的话，明朝的经济势必崩溃。可见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政治上担了很大的风险。历史上，秦朝短命而亡，是因为大一统初建，制度费用过高所致。但即便是像筑阿房宫和修骊山墓这样的事，其实也与宣示皇帝的尊威有关。隋朝的短命而亡，也是因为大一统重建而制度费用过高所致。后人批评隋朝修大运河而国亡，但修大运河对于隋朝而言，却是当务之急。郑和下西洋，对明朝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可惜的是，由于历史学家们的兴趣几乎都集中到了诸如航海技术、船队规模、海外贸易、地理发现等问题上，对这样的问题倒视而不见了。
历史学家无不赞叹郑和远洋所表现出来的航海能力，但当时中国的一般航海能力究竟如何呢？明成祖迁都北京而重开南北大运河以实行漕运，原因是“海道险阻”，船只经常“漂没”海中，成本也高于漕运。但是，据我们所知，当时漕运的绝对成本非常之高。明朝嘉靖时的大臣徐贞明在江南做过地方官，据他的估计，从江南运一石粮到北京，必有数石之费。如果把漕船和漕军也考虑进去，这个漕运成本就更高了。永乐时，漕船约五千条。后来达到一万一千七百余条。最多的时候，达到过一万六千条。漕船三年一小修，六年一大修，十年后就要换新的。这要用多少船料，又要用多少工匠？船料最初从各地科派，造船的工匠也是从各地征用。后来，无论造船，还是采办船料，都交给漕军去做。漕军最多的时候，有一百万人。此外，为了管理漕运和保持运河畅通，明朝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做这些事情，也都是有高昂成本的。明朝漕运成本究竟高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但当时有人说过：“神京北峙，而财赋全仰于东南之漕”，“江南之民命竭于输輓（漕运），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即便如此，明朝却始终没有改漕运为海运的魄力。这只能说明它的航海能力其实很弱。
中外的一些历史学家，非常善于把中国与欧州作比较。比如，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不仅在当时，就是在日后的百年之中，也非欧州可比。但是，欧州有很多国家，中国是一个国家，这样的比较恐怕不能成立。比如，葡萄牙是一个很小的、在地图上并不起眼的国家，却是一个以商业立国的航海国家；而中国虽然很大，却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非航海国家，两者能够相比吗？中国可以不计成本地集全国的人力和物力，建造庞大船队下西洋。而以商业为目的的葡萄牙船只的航海，却必须计算成本和收益。葡萄牙亲王“航海家”享利（1394－1460），大约从十五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创办了航海学校，以推动“地理大发现”。更重要的是，享利的事业，并不因为他的去世而告终，而仅仅是葡萄牙人致力于海上开拓的一个部分。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在位其间，甚至派人乔装成阿拉伯商人，到东方考察香料市场，为葡萄牙开拓东方市场作准备。所以说，地理大发现，本质上是欧州那些以商业立国的航海国家的事业；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进程，而不是一个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它的动力来源于对利益的追求，而这种追求本身是离不开对成本和收益的计较的。
虽然，当时发生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同样也离不开对成本和收益的计较。但是，此类贸易都是走私贸易，主要是将中国的货物售出，而换回大量奢侈品和金属货币。前者只是促进了中国国内的一种极不健康的消费，并且导致地租和赋税剥削的上升。因为，这些奢侈品的消费者，无非是那些直接或间接的地租剥削者。他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靠国家赋税供养的官僚，以及皇帝本人和他的庞大家族。这样的贸易，利润越丰厚，往往对农民的损害越大。据我们所知，由于明朝采取了禁用金银货币、并且采取禁用铜钱和不铸铜钱的政策，明朝当时市面上的金属货币严重短缺。而为了消灭民间的金属货币，明朝自洪武年间就开始了田赋折收一定比例的金属货币，还长期禁止民间开矿。所有的这些政策，使唐宋以来所形成的“钱重物轻”的情况进一步严重。所以，尽管当时的私人海上走私贸易，造成大量的金属货币流入中国国内市场，但是在“钱重物轻”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这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总体而言，当时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并未显示出有利于当时中国国内商业发展的迹象。东南沿海的商人在当时海上的走私贸易中获利，并不能说明这种贸易对中国是有利的。我们还知道，郑和七下西洋，白银总共带了七百余万两。这大量的白银，无非出自明朝的库藏。明朝皇帝为推行大明宝钞，不许国内市场使用金银交易，却并不妨碍用金银在海外市场上购买奢侈品。可笑的是，这些金银更多地是买了过多的无用之物。比如，明成祖在世时，已不得不用采自海外的胡椒、苏木之类折充官员俸禄。这样的中外贸易，实在是乏善可陈！
历史是很有趣的。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或许纯粹是出于好奇，或许还结合着以更多的海外珍奇玩好充实自己在北京修建的宫殿的目的。显而易见的是，这么大规模的航海，如果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肯定是会遇到臣子们的激烈反对的。然而，如果换一个寻找建文帝的借口，就会是派船队下西洋的绝妙理由。建文帝的逃亡，或许就是明成祖故意制造的假象。对于这位篡位的皇帝来说，也许没有比这更有利的了。这样做，除了可以使皇帝本人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之外，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这可以使皇帝因此而逃避“弑君”的指责，而“清君侧”的功劳也足以使他的继登大宝变得合理合法，所谓“篡逆”也就不攻自破了。总而言之，有关建文帝的下落无论真假，于明成祖朱棣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所以，当天下到处都流传着有关建文逃亡的传说时，明廷则听之任之，毫不顾忌天下百姓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很久之后，竟真的有人冒充流亡在外的建文帝，而叩响了明朝的宫门。
传统时代，当历史学家的兴趣尚停留在有关建文帝的下落方面，它自然会被说成是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时过境迁，当历史学家在新的时代里，认识到资本主义萌芽是那么重要，自会去重视郑和下西洋与诸如东西方贸易、地理大发现的关系问题，从而把建文帝的下落看得无足轻重了，哪怕建文帝出亡确有其事，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动机就在于寻找建文帝。同样的历史事件，猜它的谜底，因时代的不同，自会有不同的路径，猜出来的谜底也不会一样。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历史认识的加深，而是历史解释的变化。历史学，在此变成了猜的学问，郑和下西洋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谜了。而谜底已经猜出，历史却需要重新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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