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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11期，原题为“‘上海王’柯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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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棺未论定常言道：“盖棺论定。”柯庆施虽然早在1965年病逝，时至今日却尚未“论定”。柯庆施病逝时，身兼一系列显赫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对于这么一个已去世45年的“大人物”，官方一直没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柯庆施的议论比较多。党内开始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有人提出应审查一下柯庆施的问题。胡耀邦曾就此事专门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说：现在顾不上这个问题，先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柯庆施的问题以后再解决。

　　后来，依然“顾不上这个问题”。所以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里，只字未提柯庆施。迄今，在中共八大20名政治局委员中，唯一没有出版传记的，就只有柯庆施了——倒是柯庆施本人在1940年写过一份自传，原存于中共中央组织部文档处，现存于中央档案馆。

　　在民间，对柯庆施争议颇大：柯离世后，很多纪念文章称他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后，“好学生”一词成了柯庆施的代称。在各种各样的文章中只要一提到“好学生”，人人皆知是柯庆施。此外，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对笔者说，倘若柯庆施不是在“文革”前夕死去，那么“四人帮”将成为“五人帮”。（2003年11月6日中午，笔者在上海浦东大道船舶大厦三楼采访陈小津）“文革”后人们对柯庆施的评价大都是负面的。

　　不同的声音终于公开出现。那是在2002年柯庆施诞辰100周年之际，《随笔》杂志发表冯锡刚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一文，继续负面评价柯庆施，遭到了金平的批驳。金平在《随笔》杂志发表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紧接着，邓伟志在《党史纵览》发表长篇文章《如何评价柯庆施》，除了就冯文逐一为柯庆施辩护之外，认为：“‘文革’前的上海建设，从领导角度讲，归功于以柯庆施为班长的一班领头人领得好。”

从1954年柯庆施主政上海，到1965年去世，这十余年间柯庆施是道道地地的“上海王”，是说一不二的“第一书记”。

　　笔者向来主张用事实说话。在这里，向读者诸君讲述我所了解的柯庆施。

　　柯老？柯大鼻子？柯怪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工作。一到上海，听到上上下下皆称“柯老”，当时柯庆施不过61岁而已。其实，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已经称当时才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毛泽东年长柯庆施9岁。

　　柯庆施年纪不大就被尊称为“柯老”，原因在于其资格老。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柯庆施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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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庆施，原名柯尚惠，又名思敬、怪君，号立本，生于1902年，安徽歙县南乡竹溪村人氏。1920年18岁的柯庆施开始与陈独秀通信。陈独秀喜欢这位比他小20多岁的小同乡。不久陈给柯写信，让他来上海。这年经杨明斋、俞秀松介绍柯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八卷第三期上，刊登了柯庆施写给陈独秀的有关讨论劳动专政问题的信。

　　来到上海之后，柯庆施常去陈独秀家。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巡警突然包围了陈独秀住所，除了陈独秀被捕之外，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独秀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杨明斋（中共早期着名活动家，当时与张太雷刚从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归来）、柯庆施，共五人。上海报纸纷载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柯庆施的名字也曝光于媒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营救五人（保金达500两白银），10月26日五人出狱。

　　1922年1月，20岁的柯庆施与张国焘、邓培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接见，并同列宁握过手。后来由于邓培在1927年牺牲，张国焘叛党，柯庆施成了中共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人。周子健（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在2000年5月28日回忆说：“1939年初在延安，调我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任部长。副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听王明说，党内现在只有柯庆施见过列宁。”

　　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之后，柯庆施“团转党”，由张秋人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早年，柯庆施有两个雅号：因长了个大鼻子，人称“柯大鼻子”；还有个雅号叫“柯怪”。这个“柯怪”源于柯庆施在1919年3月10日为自己取的笔名“怪君”。柯庆施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古者恒以喜事而名于他物，以示不忘之意。余则因时势之多奇而生无穷之悲惧，然己又乏除怪之能，故以‘怪’哉为吾名，以示不忘，而思以扫除之也。”

　　丁玲写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一文中，曾顺便写及“柯怪”。寥寥数笔，可谓传神。那是1923年，“柯怪”不过是个21岁的毛头小伙：

　　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半天，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柯庆施由林伯渠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后来柯庆施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职务：192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30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委书记、组织部长，1935年与高文华、李大章共同主持中共河北省委工作。

　　抗战爆发后，柯前往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电影演员张瑞芳曾经回忆：“当年在延安，柯老还是被亲切地称为老柯的时候，我娘和他住得很近，还不时地为他在棉裤上打补丁。东一块补丁，西一块补丁，最后相似颜色的布头怎么也找不到了，娘说：‘只有一块红布了。’老柯说：‘红布就红布吧。’于是，老柯穿着一条带着红补丁的棉裤到处走，照样挺神气的。”

　　1947年11月12日石门（石家庄市）解放，成为解放军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柯庆施被任命为石门市市长（石门12月改称石家庄市）；1949年冬，出任南京市市长；1952年11月，出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柯庆施接替陈毅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柯庆施的升迁并非一帆风顺。在延安，他曾蒙受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

　　柯庆施18岁时在安徽老家有过一次婚姻，进入延安之后，又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与小他20来岁的李锦结婚。李锦原本与王若望相恋，正在谈婚论嫁时，被柯庆施插了一脚。不过，李锦与柯庆施结合不久，便告离婚。

接着，柯庆施在担任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时，与该校政治处女干部曾淡如（曾化名李蜀君、李淑云）相爱，于1941年结婚。曾淡如是四川邻水县人，小柯庆施4岁，于1926年在四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担任中共遂安临时县委书记，1940年春来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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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受到审查，主要问题是1933年中央派他从上海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携带大量经费，因敌情紧张，他不敢去，把经费在天津花掉。然而他却向组织报告说，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改口说已去过满洲，写出假报告。这一欺骗行为，直至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才被戳穿。这件事作为柯庆施历史上的污点，在延安整风中受到审查，并就这一问题作出组织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柯庆施在1921年4月的家信中，曾对父亲说过：“儿的性子非常爽直，这是儿的好处；却也是儿的差处。但是儿始终总是情愿做一个爽直的男儿，不愿学那滑头滑脑的样子。”其实柯庆施并非那么“爽直”。他对组织的欺骗行为，完全是一副“滑头滑脑的样子”。

　　接着，柯庆施的问题被扩大化，甚至被诬指为“国民党特务”。有人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墙上写了标语：“柯庆施是大特务！”在柯遭到围斗时，他请一位熟悉自己的同志证明，那人竟然大喊：“我证明你是特务！”受柯庆施“特务案”波及，柯新婚才一年多的妻子曾淡如因所谓“四川红旗党”（即外红内白的假党）问题而于1943年1月在延安跳井自杀。

　　受到延安整风审查的影响，此后柯庆施没有得到重用。

　　1949年冬，当柯庆施从石家庄调往南京任市长、市委书记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等联名向当时的华东局发过一份电报，提示注意柯庆施在政治上的不成熟，称他“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

　　柯庆施自从妻子自杀于延安之后，一直没有重组家庭，直至1948年，46岁的柯庆施再度成为新郎。

　　我于1994年12月24日在北京访问了柯庆施家，见到柯庆施夫人于文兰。1948年5月于柯两人在石家庄结婚，这是柯庆施的第四次婚姻。当时柯庆施是石家庄市市长，而于文兰是石家庄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年轻干部，新来的大学生。两人育有三女一子。长女柯六六，次女柯五四，三女柯友宁，儿子柯友京。儿媳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的女儿。

　　首创“大写十三年”

　　到了上海之后，我不断听到关于柯庆施这位第一书记的传闻：第一是要求严格，办事雷厉风行。他平日是个神情严肃的人，性格有点急躁，有时候会拍桌子。他手下的干部，差不多都曾挨过他的批评；第二是艰苦朴素，节俭清廉，总是穿圆口布鞋，衣服也很普通，而且不大喜欢在媒体抛头露面……这两点作风，至今仍是应当肯定的。据上海《文汇报》一位编辑回忆，他有一次送审社论清样到康平路65号柯庆施家中，柯正在吃中饭，餐桌上除一条小鱼之外，便是一盆青菜，一碗米饭。

　　柯庆施当时把上海警备区某团“南京路上好八连”、献身边疆的科学家彭加木、小扁担不离手的轮船服务员杨怀远、勤恳工作的纺织女工杨富珍等树为上海的“十大标兵”，方向也是对的。柯庆施当时抓上海工业的“新、高、精、尖”，是从上海这一城市拥有众多科技人才和雄厚的工业基础这两大特点出发，是正确的。柯庆施主政上海十余年间，上海的工业生产确实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

　　不过，我惊讶的是，当时在北京大学每逢周末都有舞会，这在北京很普通。可是上海居然禁止舞会，禁止交谊舞，这“禁令”就是柯庆施发的！据说，柯庆施以为跳交谊舞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柯庆施紧跟毛泽东。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毛泽东语录，床头放着毛泽东着作，笔记本里写着“学习毛主席着作计划”。他对儿女的话是：“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着作，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坚强可靠的红色接班人。”

　　柯庆施的座右铭是四句话：

　　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火热的阶级感情，严格的科学态度。

　　当时我在电影制片厂当编导。在上海美琪电影院给我们文艺界作报告的，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张春桥思路清楚，口才不错，说话要言不烦，当时他开口闭口，要求我们“大写十三年”——这是柯庆施提出来的口号。1963年1月4日柯庆施在会见上海文艺界人士时这样阐述道：“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这话原本不错，可是他又提出：“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

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遭到来自北京的抵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尖锐地指出，“大写十三年”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妨害文艺创作，不符合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所谓“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是错误的。然而，柯庆施却坚持说，“只要是写十三年的，我就带老婆孩子买票来看，不是写十三年的，请我看我也不看”。

　　我在上海工作没几个月就听了重要文件传达，那是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第 116号《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上作了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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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一批示，成为上海文艺界“反复学习，深刻领会”的文件，成为那场“既不是文化的又不是革命的更不是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所以当时柯庆施给我的印象，那就是“左”，是“左家庄”人士。柯庆施受到非议最多的，也就是一个“左”字。

　　柯庆施是如何起家的后来，我才慢慢知道柯庆施以“左”起家的历史。

　　柯庆施虽然资格老，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一般。博得毛的好感，是在1956年柯主持上海工作不久。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着名讲话。柯庆施非常用心地研究了毛的讲话，特别是其中的第二段“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注意到毛泽东对沿海工业的新观点：“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柯庆施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上海加以贯彻。政治秘书张春桥又立即领会了柯庆施的意图，在为柯庆施起草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时，把毛泽东的那一段话，作为主旋律。1956年7月11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柯庆施步上讲台，作了长长的报告，题为《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提出以“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作为上海工业的新方针。

　　柯庆施不客气地批评了“前届市委”：“在方针政策方面……对上海的工业方针，由于对上海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研究不够，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扩大化，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上海工业从发展方面打算少，维持方面考虑多，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所谓“前届市委”，当然是指以陈毅为首的原中共上海市委。“这显然是不妥的”，不言而喻在批评陈毅。

　　毛泽东正在杭州。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消息，派了秘书田家英前往上海，取来了柯庆施的报告。毛泽东看毕，大加赞赏，说了几句夸奖柯庆施的话。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柯庆施的报告。

　　于是，柯庆施声名鹊起，从此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因为毛泽东表扬他在上海实行了正确的方针。柯庆施也从中深切领会：紧跟毛泽东，无往而不胜！

　　从此，柯庆施特别留神毛的言论，特别是毛在各种会议上讲的，没有见诸报端的“最新指示”，他总是不断往本子上记，揣测着毛泽东那深邃的思想大海中正在翻腾着什么样的波浪。柯庆施养成一个习惯：刚从毛泽东身边归来，一下飞机或者火车，便立即召集核心人员开小会。他掏出小本本，传达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最新信息。

　　张春桥成了柯的爱将最注意柯庆施传达毛泽东最新思想动向的，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张春桥来上海工作比柯庆施早。1950年6月，张春桥在上海任新华通讯社华东总分社社长。1951年11月起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后来成为社长兼总编辑。

力平在《开国总理周恩来》中这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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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情况，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为总理的设想的。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来，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是感觉到的。周恩来的襟怀是从不计较个人的上下得失。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总理是由主席提名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既然自己被认为是错误的，他可以不再当总理。但如果他直接地提出辞职，容易被误解为进一步顶抗，因此，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委婉地提出说，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也有这样的记载：“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有人对“以柯代周”提出质疑，认为是“伪证”。柯庆施的女儿柯六六陈述了3条理由：

　　汪东兴同志2000年11月22日在北京回忆：“我没有听说过要柯老代替周总理当国务院总理的说法。”

　　参加南宁会议的李锐（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99年12月8日在北京说（由王元元转述）：“在南宁会议上，未看到有关‘以柯代周当总理’的文字记录；在会外，未听到有关的说法。”

　　1956年起担任周总理办公室秘书的周家鼎同志2000年5月18日回忆：“南宁会议上，没听说‘以柯代周当总理’。”

　　且不说这三人都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证据力微弱，更何况政治是极其微妙的，“以柯代周”不可能在会议上明言。在南宁会议上遭到批判的周恩来，已正式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而毛泽东在会上又一而再、再而三表彰柯庆施治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有方，“以柯代周”之势呼之欲出。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心知肚明，但在毛没开口前，谁都不会捅破这层窗户纸，因为这毕竟是当时甚为敏感而又重大的政治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