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中午，二时半，我敲响了房门。开门的是姚文元的三女儿。她是个中学生，正准备去上学。听说我要访问她的母亲，便带我走过小小的灶间，步入卧室。灶间里放着一大碗烧熟的梭子蟹。

　　金英刚从午睡中醒来，脸颊上有着枕席的深深的痕印。（她与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已经出嫁了）她一头短发，脸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颗痣，穿一件短袖细咖啡条子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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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共两间屋，书橱里堆满书，床上铺着竹席，家具很简单。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谈着，桌上正放着一份当天的上海《文汇报》。

　　金英不断地唉声叹气，几度想哭。她的手不断地摸着方桌玻璃台板的边缘。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调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单位，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长期请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后，她曾获准前往北京秦城监狱探监，见到了姚文元。金英记得，1976年10月6日晚上，姚文元在北京离家时，连帽子都忘了戴。金英拿着帽子赶出去时，姚文元已经上车走了。

　　金英出生于1933年4月28日，终年63岁。她的墓是在姚文元出狱之后的1997年7月建造的，上刻“慈母金英之墓”，下面署繁体汉字：“女金虹丽群继红婿浩岐殷伟圭章孙颖婷沐春冰聪金星”。不言而喻，为了避人耳目，女儿只写名字，没有写“姚”姓。

　　墓碑是一块黑色大理石，正面刻着四个金字：“真理真情”。背面刻着一首词《蝶恋花》，虽未标明作者姓名，从词的内容可以判定出自姚文元之手：

　　遥送忠魂回大地真理真情把我心涛寄碑影悠悠日月里此生永系长相忆碧草沉沉水寂寂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不改初衷常历历年年化作同心祭从词意可以看出，这是姚文元专为妻子的墓碑而写的。墓碑正面刻着的“真理真情”，就是出自这首词。

　　姚文元过去写过类似顺口溜式的诗。这首《蝶恋花》倒是他晚年的精心之作。词中一连用了“悠悠”、“沉沉”、“寂寂”、“漫漫”、“历历”、“年年”六个叠词。词意隐晦，“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而点睛之笔在于“不改初衷”、“真理真情”——这是否表明，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姚文元对他自认为的“真理”，依然“不改初衷”呢？

　　据公墓负责人告诉笔者，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姚文元妻子之墓，更不知道姚文元病逝之后，也安葬在这个墓中。他们后来得知，姚文元生前曾几次到这里凭吊妻子。

　　在“反右”中崭露头角1931年，姚文元出生于作家之家。父亲姚蓬子是诗人，也写过小说，还翻译过外国文学作品。姚蓬子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姚蓬子任执行委员。他曾与丁玲一起创办左联刊物《北斗》。

1932年，姚蓬子抱着一岁的姚文元去鲁迅家中拜访，鲁迅写了《赠蓬子》一诗，这是姚文元后来所津津乐道的——因为他在那么小的时候就见过鲁迅。

　　不过，令姚文元沮丧的是，父亲姚蓬子于1933年12月在天津被捕，并于1934年5月14日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上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声称“在忏悔过去的错误之余，我完全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脱离中国共产党，自后决定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从此，姚蓬子以开设作家书屋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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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上海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孙志尚、冒金龙告诉笔者，1948年10月姚文元在沪新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姚文元声称父亲姚蓬子是“进步作家”、“鲁迅战友”。

　　解放后，姚文元先是担任共青团上海市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科长。

　　对于姚文元来说，1957年6月14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开始就提到：“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6月10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人民日报》同时转载了那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是谁写的？姚文元也。而《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则出自毛泽东之笔。毛泽东不仅注意到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杂文，而且以那篇文章为由头，狠狠地批判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这下子，青年作家姚文元名震全国，一跃而为上海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从1957年6月14日到年底，短短半年时间里，姚文元发表了50多篇“反右派”文章，差不多3天一篇。姚文元批判“右派分子”施蛰存、徐懋庸、许杰、流沙河、王蒙、邓友梅、刘绍棠、陆文夫、徐中玉……一时间，姚文元博得了“棍子”之称。

　　“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到了1958年，姚文元从“棍子”进而成为“恶棍”。这位27岁的“文坛新秀”，批判的锋芒直指一大批文坛老将：驳巴金，批冯雪峰，斗艾青，骂丁玲……姚文元的“棍艺”被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市委常委张春桥看重。

　　1963年初，来自北京的“女客人”江青悄然南下。江青要以上海为“基地”，打造“现代京剧”（也就是后来的“样板戏”），而当时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与江青一拍即合。江青明确地对柯庆施、张春桥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张春桥则被柯庆施派去协助江青建立“基地”——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

姚文元成为“大写十三年”的热烈鼓吹手。1964年3月，他分别在《收获》和《红旗》杂志发表两篇长文，贯彻柯庆施、张春桥的意图：《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关于现代剧若干问题的研究》，《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谈话剧〈年青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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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客人”对于上海这个“基地”非常满意，1965年春节刚过又来上海。这一回，她找张春桥完成一篇重要的“大批判”文章，而张春桥则向她推荐了姚文元。姚文元骑着自行车来到上海锦江饭店。于是，江、张、姚多次在此秘密讨论，写作那篇“重量级”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诚如江青后来所吹嘘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

　　1965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全国震惊。这篇“宏文”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从此，姚文元被称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受江青“提携”，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姚文元接二连三地发表长文，写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批判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批判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写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连同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四评”是姚文元进入高层的“奠基”之作。姚文元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张春桥）。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0年8月，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倒台之后，姚文元接替他成为全国的“舆论总管”。

　　“四人帮”中最后一个离世1973年，随着王洪文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王、张、江、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结成“四人帮”。“四人帮”实行“四结合”：江青的“旗子”，王洪文的“位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笔杆子”。他们在政治局里反对周恩来，反对邓小平，曾筹划着一旦大权在握，将作如下“分工”：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张春桥任国务院总理，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姚文元任全国政协主席。

　　1976年10月6日爆发的“十月革命”，把“四人帮”送进了囚牢。

　　“四人帮”中第一个离世的是江青，她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自杀身亡，终年77岁。接着，王洪文在1992年8月3日因肝病去世，终年58岁。张春桥于2005年4月21日因癌症病亡，终年88岁，是“四人帮”中最长寿的一个。

　　姚文元在“四人帮”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张春桥病故后不久，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终年74岁。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其病故之后半个月由新华社披露的。2006年1月6日，新华社用简短的篇幅报导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香港媒体披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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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的此条消息是姚唯一的官方讣闻，不过港台报刊和国外媒体却多有报导。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说：“新华社消息出来后，美国《洛杉矶时报》等七八家媒体都有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到国内媒体的一个采访电话。”他认为，官方讣闻的发布是特意选择了周五的下午时间，因为接下来是双休日，以此避开海内外媒体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内中提及的“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显然是指在下。

　　姚文元之死，为“四人帮”兴亡画上了句点。“四人帮”俱亡，然而“四人帮”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永远值得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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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7月中旬，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三副一长”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

　　“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1980年，王洪文的弟妹们曾经获准前往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王洪文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即王洪武、王洪双、王洪全、王桂兰。

　　王洪文的弟妹们，在王洪文飞黄腾达的时候，仍过着平常的生活，并没有沾大哥的光。正因为这样，在王洪文倒台之后，他们也依然过着平常的日子，没有受到牵连。

　　王洪武、王洪全在长春老家农村务农：王洪武在长春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王桂兰在吉林市，家庭妇女。

　　王洪双在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

王洪文的弟妹们接到通知，赶往北京。他们在秦城监狱见到了长兄王洪文。见面的时间总共四小时──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

　　这是多年以来弟妹们与王洪文唯一的一次见面。

　　王洪文叮嘱弟妹们好好劳动，好好照料母亲。

　　1980年底，“四人帮”终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数亿中国人聚精会神，从电视荧光屏上观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的实况。

　　对于王洪文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王洪文概况表日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帮”  宣读起诉书。

　　1980年11月24日   王洪文   “长沙告状”。

　　1980年12月6日    王洪文   诬陷陈毅；指使鲁瑛派记者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策划、指挥“上柴联司”武斗事件；组织指挥上海康平路事件。

　　1980年12月13日   王洪文   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980年12月20日   王洪文   法庭辩论。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帮”  法庭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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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论，在“四人帮”之中，认罪态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张春桥一言不发，瞪着三角眼，以沉默相抗；姚文元总是咬文嚼字，避重就轻，至多承认犯了“错误”，不承认犯罪；江青则“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大闹法庭，以至写下《我的一点看法》相抗；倒是王洪文问一答一，问二答二，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早已没有“造反司令”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对王洪文的起诉如下：

　　“被告人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王洪文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1966年12月28日，王洪文参与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组织、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伤残六百五十人。

　　“1976年，王洪文伙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

　　“王洪文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多次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发展‘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伤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1980年12月20日上午，王洪文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作最后陈述(摘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卷》)，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转变立场，改造自己。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机会。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王洪文作如下判决：“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表示服从特别法庭的判决，并在最后陈述中申明了自己的态度。

　　关于王洪文为什么被判处无期徒刑，《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五期，发表伍修权撰写的长篇回忆录《回忆与怀念》中，透露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量刑和宣判的内情，其中涉及王洪文：

　　1980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公开审判。6月中央成立一个由彭真同志主持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也叫领导小组)，作为中央对审判工作的党内指导机构。我被推选入这个领导小组。

　　审判“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是党和人民的一致要求。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特别决定，宣布成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在如何判刑的问题上，是经过不少的争论的。有人主张轻些，说将这些人养起来算了；有人主张重些，提出一定要判处死刑；也有人提出不轻不重的判法。可当时到处都是一片杀声，这对我们也是一种压力。在全体审判员会议时，大家同样认为江青、张春桥等人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开始都准备判决杀，但反复考虑以后还是不行，一要顾及国内外的影响；二要设想后代人怎么看，不能以一种义愤情绪来决定。

　　我们充分陈述了自己意见后，很快得到了各审判员的支持，最后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即将江青、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别的主犯则分别判以无期或有期徒刑。王洪文还年轻，他自己就曾说过，十年以后再看分晓。对他判轻了可能还会出来起作用，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响仅次于江青和张春桥，所以将他判为无期徒刑。姚文元本来也应该重判，后来考虑到他搞的宣传活动许多都是上面指示了叫他办的，对他判重了就不大公道了，所以判了个二十年徒刑。

　　1981年1月25日上午，第一庭和第二庭的十名主犯全部押到一起，听取对他们的判决。十名被告显得十分紧张，他们也急于想知道自己将受到什么样的惩处。江青尽管平时装腔作势，这时也沉不住气了，当我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时，还没等我念出“缓刑二年执行”，她就慌忙叫喊起来。待我宣读完对江青的判决，法警立即给她戴上手铐，这时全场破例地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由于江青企图挣扎和还想喊反动口号，头发也散乱了。我看到江青正想捣乱，立即下令道：“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当时我太兴奋了，竟少说了一句话，应该在下令前，先说由于江青违犯法庭规则、破坏法庭秩序依法将她赶下场的。当全部宣判完毕，并由江华庭长宣布将十名罪犯押下去交付执行时，全场洋溢起欢庆胜利的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