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27日，张闻天、彭德怀被纠回北京批斗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1期封面故事：不该被历史埋没的张闻天
201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90周年纪念。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及对个人崇拜的打破，中共党史上存在的一些历史疑点，迷雾渐散，真相日益明晰。
长期以来，张闻天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曾被忽视。中共党史普遍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近来史学界研究成果却表明：1935年遵义会议上，当选党中央总书记的是张闻天，他与王稼祥等人力荐毛泽东指挥军队。此后几年，张闻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遵义会议开始，无论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释放刘志丹还是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张闻天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各种原因，掌权后的毛泽东对张闻天日渐疏远。从庐山会议到“文革”期间，张闻天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1976年7月1日，张闻天病逝于江苏无锡。
正视历史，还原真相，超越政治成败的评价体系，客观看待历史中的人与事，只会有助于来者更好地把握未来，这也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民主风气的应有之义。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此后几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长期以来，他在这个时期的职务和所起的作用遭到埋没。
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成为历史定论。一切正式党史著作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长期以来，使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学术界，就是在群众中也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只要详加考察，就会看出原来这一论断并不确切，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根据现有材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
遵义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取消三人团（即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政治局常委兼中革军委书记周恩来以及苏联军事顾问李德——编者注），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大家都听。在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销了他的政委职务。毛泽东也只能连夜去找周恩来，建议晚点下命令。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否则毛泽东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半年后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提议要发挥常委会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说明他并不嫌开会多。因为这时毛泽东的领导威信还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高。鸭溪会议上意见遭多数否决，以及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彭德怀发牢骚以及刘少奇与杨尚昆发电报等不信任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事件，都是证明。
遵义会议是在大家要求下，经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由总书记博古主持召开的。说遵义会议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的，只是延安整风后一些人使用的一种抽象说法。他既未召开和主持，也未作报告和结论。遵义会议后几年的中央会议，则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的，前后多达137次。所以在纪念张闻天85周年诞辰前夕，王震还特意向邓力群提出建议，“请你、乔木、胡绳同志考虑，能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说“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
1938年以前，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期，只有他可以召开中央的会议，毛泽东则只能建议张闻天召开。在中央驻瓦窑堡期间，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会议，就是在毛泽东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其中有些会还就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作出了决定，有的事先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有的只是事后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年3月晋西会议后，张闻天回到后方，毛泽东仍在前线，在这一个多月里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或常委扩大会就有七次，毛都缺席。在红军渡河回陕前，毛泽东要求开政治局会议，4月28日致电张闻天，内称：“提议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其关联的问题。”可见，召开政治局会议是张闻天的职责，毛泽东只可提出建议而无权自行决定。
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张闻天接任总书记后，发布中央决定和指示，接受并处理各地发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如长征路上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到陕北后派刘少奇领导华北局和派冯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党委，其中成立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改陕甘特委为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派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张闻天主持会议通过，再电告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而且连毛泽东本人的几次分工和任命，也是由张闻天建议并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讨论决定的。如遵义会议后，“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同意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意见，长征途中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提议毛泽东分工主管军事，到达陕北后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等等。
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张闻天
西安事变：毛泽东要“除蒋”，张闻天主张和平解决
颇能说明问题的还有对1936年西安事变的处理。
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这次事变，是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如何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关键。事变第二天的12月13日，张闻天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依惯例由分工管军事和统战的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提出了两条互有关联的主张：一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二是“除蒋”、“审蒋”（两天后毛泽东领衔的红军将领通电中还公开提出“审蒋”）。张闻天在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后来的事变发展证明，中央执行的不是毛泽东的主张，而是张闻天提出的方针。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西安事变的意见已趋于一致，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确定和阐明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会上张闻天还批评了“审蒋”的意见，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一个多月后的1937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也提到“审蒋”的口号不对。在紧急时刻，作为“第一把手”的张闻天又亲赴西安，指导谈判和研究对策。这也象征着党中央此时到了西安（这时西安及其附近集中着一大半政治局委员和四分之三的常委）。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运筹帷幄（19日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当天就起草和发出14份电报），在处理西安事变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提出方针和工作中抓总的却是张闻天。只是由于长期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论及西安事变的书籍以及文艺作品仍然不承认他的领导作用，甚至忽视他的存在。
张闻天和毛泽东都遵守遵义会议的决议和维护会后形成的领导体制。张闻天是个一贯奉公守法和一切都要照章办事的人。他在坚持集体领导和实行民主集中制方面特别认真，可以说在中共党史上开了一代风气。他又十分尊重毛泽东，注意征求和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以致王稼祥讥笑他是个“泥菩萨”，他则以“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相回敬。但在遵义会议后几年，特别是1937年12月会议改组书记处以前三年，他却并没有把毛泽东看成领导和上级，而是严格履行总书记的职责，主持日常工作，召开中央会议，出主意，用干部，做到了“在其位谋其政”。直到1938年，还为反映许多干部的意见写信规劝毛泽东不要和江青结婚而引起毛泽东的大怒。
张闻天写信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惹得毛大怒，当场撕信
1938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延安议论纷纷，许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比如，项英就曾电报中央极力反对。这些意见都集中到张闻天那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张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工作。
张闻天觉得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毛泽东的个性又极强，认准了事很难回头。但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毛泽东读罢勃然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张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
“刀下留人”救了刘志丹的是张闻天，不是毛泽东
被长期误传的关于释放刘志丹的问题，可能又是一些搞个人崇拜的人为了突出毛泽东而移花接木的例子。
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陕北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人，是张闻天直接领导和亲自处理的。但是长期以来，这种决策却被说成是毛泽东做的。各种史书和回忆录都说是毛泽东听了汇报就“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还有更生动地描述为下令“刀下留人”），释放了刘志丹等，几乎从无人提到张闻天。
直到1985年，郭洪涛才在《张闻天初到陕北》一文中提出：“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领导的。他派王首道同志办理这件事，还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除王首道以外，有董老（负总责）、张云逸、罗迈和我参加。他亲自过问这个小组的工作，对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抓得很紧。”“一个处理肃反问题，一个改变对富农的策略，我当时深感张闻天开头这两炮放得挺好，对他十分敬佩。”
应该说郭洪涛的说法比较可靠。因为他是当时陕北党的负责人，红军到达陕北后第一个代表陕北党向中央常委作有关肃反情况的汇报，然后又参加五人小组。
事实上刘志丹等人也是被关押在后方的瓦窑堡的，常委在下寺湾听取汇报后即分成两路，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了前方，不可能直接处理此事。而是到后方的张闻天在查清后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并亲自主持了为刘志丹等平反的大会，还代表中央讲了话，彻底解决了问题。毛泽东只是在1935年11月18日同周恩来、彭德怀一起从前方致电张闻天、博古，建议详细考察肃反中的问题，说“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
张闻天不居功不争权，不独断专行，不摆领导架子。但他坚持独立思考，按原则办事，认为毛泽东错的东西也照样批评。除上述西安事变时在会上当面批评“审蒋”的口号不妥外，1936年1月31日在延长召开军事会议时，他还在书面发言中批评毛泽东瓦窑堡会议上关于军事战略问题报告（也是决议）中的一个提法，说“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任务的第二项是不适当的”，把“打通苏联”作为战略方针之首要任务也是不对的。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毛泽东的意见也不止一次。从毛泽东方面来说，还是尊重张闻天的总书记地位，而且当时对张闻天的领导也是满意的，并一再向人谈及。如到陕北后毛常对人说，洛甫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君主”（有时也说成“有道明君”或“明君”）。因而刘英就被称为“娘娘”。他因管军事，又自封为“毛大帅”。于是“明君”、“娘娘”、“大帅”，就在少数领导同志和熟人的圈子里称呼了一阵。
根据上述几个方面看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缺乏充分根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经过延安整风会形成这样一个众口一词的结论，至今仍不能越雷池一步？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看来复杂，其实简单，就是看能不能摆脱多年来个人崇拜的束缚，真正实事求是地对待党史，做到去伪存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直到1938年，张闻天同毛泽东的合作都是党中央总书记同红军最高统帅之间的合作，实行集体领导，各按分工行事。张闻天尊重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领导，其他重大问题也征求毛的意见。但是，张闻天同毛泽东这种总书记和红军统帅之间的合作，经过1937年“十二月会议”特别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在毛张关系上张闻天做了“配角”，而且从整风起，连“配角”也不再是了。“十二月会议”在组织上的变动就是在名次上毛泽东排在了第一位。这当然不会是王明、康生辈的意思。从事前（苏联着重宣传毛泽东）和事后（六中全会上王稼祥的传达）的情况看，显然是在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意图。张闻天不仅心领神会，而且立即付诸实际，加以贯彻。他是个光明磊落、豁达睿智的人，从来不争权、不图名，多次表示并不热衷于当领导，而是对理论和研究工作有兴趣。
从毛泽东的“配角”沦为“挨批者”
从毛泽东方面来说，首先是因为同张闻天的合作多少带有勉强性质。他本来就看不起张闻天，但却不得不保持某种“君臣”关系，心中自然不服。随着他权力的上升和对张闻天需要的减弱，在同张的关系上就显得越来越不耐烦了。而且这种厌烦情绪竟保持了一辈子。其次，他同张的作风、性格、爱好等也相差甚远，造成看不惯和谈不拢。他把张闻天看成“洋房子先生”，“言必称希腊”（指马列），只了解苏联一些表面情况，对中国则“一事不懂”。而从张闻天这边看，他通过长期实践固然越来越佩服毛泽东的领导与军事指挥才能，但同时也觉得实在不好相处。一是感到毛这个人容易猜疑和记怨，而且很厉害，在一起共事得处处留神，小心谨慎。二是可能对毛的不大谈马列和新文化（特别是世界文明），而是言必中国“故纸堆”，有点不以为然。三是正像黄克诚所说，毛喜欢顺着来的人，他却不屑于此，也学不会，同毛合作有点出于相忍为党，因而被毛批评为清高。
张闻天同毛泽东的这种合作关系到1941年就结束了。而且随着上层整风的开始，张闻天也就永远退出了中央领导。
从1941年到1945年的整风期间，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完全是一种挨批者和批判者的关系。虽然这时张闻天还保留着政治局委员的名分，但已不起相应的作用，甚至有些意见都没处提 （例如他不同意抢救运动，但直到最后才同任弼时私下谈起）。
延安整风以后，张闻天虽然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可是实际分工，只负责一个中央材料室，这是中央各部门中最小的一个单位。一个政治局委员，只管一个只有四五个人的小单位”。正好不久日本投降，中央决定开辟东北工作，他恳切要求去东北做地方工作．并迅速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从此，他就永远结束了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历史。在东北工作期间，除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外，张闻天和毛泽东一直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被贬”出任外交工作，毛泽东提醒“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
1950年，张闻天被调去做外交工作，派驻联合国任首席代表。这一调动不排除有“贬谪”、“外放”之意，毛泽东在张闻天出使前还特别提醒他：“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多为大使衔的副部长级，当时苏联东欧国家还没有见到有政治局委员出任此职的。
联合国去不成，张闻天即被改派为驻苏大使，以代替生病的王稼祥。张闻天在驻苏大使任内曾通过陈云要求改行做经济工作。后来陈云写信告诉他，毛主席对他有看法，认为他骄傲，表示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员是不好另行安排工作的。
改行不成，张闻天就决心搞一辈子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研究了，十年外交工作中，延安整风后所受歧视有增无减，政治局委员的虚位和实际职务间的差距继续拉大。早在东北，非政治局委员的同志如李富春等任东北局副书记时，他就只任常委兼一个小省的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出任驻外大使的，在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他也是罕见其匹。后来周恩来感到工作实在太忙，对他做外交工作也还满意，遂建议调他任外交部副部长协助周主持常务。
张闻天十年外交期间一贯谨言慎行，从未表现出对毛的不满。但也使人感到，他对毛是有意见的，缺乏某些领导人那种“主席不离口”的崇拜感情。帮他起草文章或他自己亲笔写，一般都不用查找和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平时看毛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由于历史关系，张闻天夫人刘英过去同毛较熟，过一段时间总是建议一起去看毛，他多以“主席那么忙，又没什么事，打搅人家干什么”为词推托。他见到毛除谈正事外（或没正事，如参加跳舞），就只是沉默寡言，倒是刘英在旁可以搭上话。
毛泽东本来就看不起张闻天，延安整风后就更不在话下了，对张闻天喜欢发议论、提意见，很不以为然。
实际上，建国后毛对张已越来越厌烦，有时讲到历史问题也是有意褒王稼祥而贬张闻天（如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在毛看来，延安整风后张闻天内心并未服，思想并未通。因为延安整风树起的一个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就是以对毛的态度划线。此后，随着个人崇拜的不断升级，这一标准也越来越严。个人崇拜的天然要求是歌功颂德和少提以至不提缺点与批评。张闻天并不是不了解这点，但他从思想上就反对个人崇拜，既不会歌功颂德和顺着来，又喜欢揭露缺点和提意见，所以使毛越来越反感。
多次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回京未果，后病逝于无锡
张闻天1958年4月到上海、杭州参观访问，26日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本想在肯定和赞扬大跃进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后经一再考虑，定稿时还是删去了要提的缺点和意见，只剩下赞扬。毛看后认为是张的进步，遂于5月8日回信说：“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曾对你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我对你热情欢迎。”接着又说，上述看法，“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但你过去能写出现在的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致贺。”毛喜欢报喜不报忧，很容易受那些搞个人崇拜的人的蒙骗（所以康生“值得信赖”）。不久后的事实证明，张闻天并没有“通”，政治路线和思想作风上的分歧，使他们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并终于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爆发了。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后受着屈辱的待遇，不断的批判，不断的检查，还从1962年9月起被“专案”审查，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中央文件的资格。但他为了照顾大局和使自己能留在党内，还是不断地检讨，特别是寄希望于毛泽东并经常写信。据《张闻天年谱》主编张培森统计，从庐山会议后到去世前张闻天共给毛泽东写了32封信（先多后少）。内容主要是顺着毛的恭维的话和提点要求，如：附送报告文稿和《读书笔记》、汇报思想和工作以至被斗情况，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表态，要求作结论和分配工作以及要求接见等。可惜，毛泽东没有再见过他，他的信也大多没有下文。但是毛对张闻天并没有置之脑后和不再关注，包括紧张混乱的“文革”时期。
毛泽东对以前的中央领导人，包括早已打倒的张闻天，一直都极为关注。
“文革”中批斗彭德怀和张闻天，在北京大概无人不晓，何况毛泽东。而且对张闻天的待遇、处理，毛也一直在关注着，无人可擅自做主。1968年3月15日“王明、苏修特务专案组”报告：鉴于张闻天的“罪行”和态度，建议将他和刘英送卫戍区“监护”。康生4月12日在报告上批示：“张闻天问题要请示主席林副主席。”1968年5月17日谢富治手谕：“中央决定叛党叛国分子张闻天、刘英二人在家实行监护。”1969年10月20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宣布：毛主席批准解除监护，张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为战备疏散，遣送广东中小城市。此后，张一再给毛写信，要求调回北京，恢复组织生活和分配点工作。1974年1月19日，周恩来批示要汪东兴落实毛泽东指示，让张、刘参加地方党的生活和工作。1月20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即通知恢复张、刘组织生活，享受县（团）级政治待遇。后来张给毛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10月18日毛答复：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据此，张要求以上海为养老地点，但被驳回。最后获准去无锡安家，住不到一年即病逝于此，他和毛泽东的联系也就此自然中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