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都是农民出身，对铁铲铁锹的运用熟练得很，不久，就把半座梁山铲平了，以此留下了40米深的“黄巢沟”。但是，乾陵就像是根本没有入口一样。后来，唐王朝军队集结向长安发起反攻，黄巢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空手而逃。这位自称是书生的黄巢愚蠢之极，他根本不知道乾陵是坐北朝南的。
唐朝皇帝故意将修建产生的碎石埋在离墓道口三百多米远的地方。也就是说，他挖错了方向。
向乾陵伸出罪恶之手的第二个人是五代的耀州节度使温韬，此人似乎生下来就是给李唐王朝的皇帝陵墓找麻烦的。在乾陵之前已经挖掘了17座唐皇陵，只剩下乾陵。
但他的理想在此破灭。和黄巢一样，他也兴动数万人马在光天化日之下挖掘乾陵，不料三次上山均遭风雨大作，人马一撤，天气立即转晴。温韬实在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还是没有再继续挖下去，遂此绝了念头。乾陵至此逃过第二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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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是第三次，这次出动的不是40万大军，而是一个现代化整编师，盗墓的工具也不再是锄头、铁锹，而是开山劈石如切菜的机枪大炮。主谋就是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将军孙连仲。
他带领部下，学着孙殿英炸慈禧和乾隆墓的样子，在梁山上埋锅造饭安下营寨，用军事演习作幌子，黑色炸药炸开墓道三层竖立石条，正准备进入时，突然冒出一股浓烟，盘旋而上，成为龙卷风，顿时天昏地暗，走石飞沙，7个陕西籍士兵首当其冲，立即吐血身亡，其他人哪里还敢再向前，大喊着跑了出来，就这样，乾陵终于躲过最后一劫。
前段时间关于圆明园兽首拍卖的消息让广大爱国者揪心了很长时间，这几个铜像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造物价值本身，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屈辱历程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的符号。回归与否，中国近代的落后与挨打注定被载入历史，永世不忘。当然，今天要讲的故事不是这个关于这几个让国人耻辱的铜像，而是足以让国人扬眉吐气的石头：在大唐盛世，武则天竟然用“外国使者”守陵!
乾陵坐落于陕西乾县梁山之巅，距西安约80公里，是唐朝第三代皇帝高宗李治和其后——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在乾陵陵园朱雀门外的东西两侧，分布着61尊石人像，采用的原雕的手法，石人像残高在1.5米至1.77米之间，大小和真人差不多，人们在习惯上称其为“蕃像”、“宾王像”。用“外国使者”守陵，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因为守陵是臣属的职责，而使臣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更奇怪的是，这些石像大多丢了头颅。人们不禁要问，乾陵为何要用“外国使者”守陵呢，他们为什么又只有身子没有头呢?
宋人赵楷在为游师雄《乾陵图》所写的“记”中说“乾陵之葬，诸蕃之来助者何其众也。武后曾不知太宗之余威遗烈，乃欲张大夸示来世，于是录其酋长六十一人，各肖其形，镌之琬琰，庶使后人皆可得而知之”。后人据此多认为这些蕃臣是前来祭奠唐高宗的人。联想到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唐王朝国势强盛、边境少数民族政权纷纷臣服，在为高宗举行的葬礼时，边境少数民族领袖都前来参加。为了彰显皇威，武则天命人按照这些参加葬礼的首领的装束和模样，雕刻成石像，似乎也有道理。
然而研究人员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这些石人像大多身穿圆领紧袖的左衽武士袍。衽，也就是衣襟。历史上，我国中原一带人民大多右衽，而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叫左衽。右衽和左衽也成为区分汉人和胡人的一个重要标志。研究人员从石人像所穿的服饰中发现，在这些石像当中不仅有游牧民族，还有西域以及唐朝周边的少数民族。
而这些石人像双手无一例外地都抱着笏板。所谓笏板，是我国古代大臣上朝时手持的狭长板子，一般用象牙制成，在上面记载上朝要说的事。此外，还有20多尊石像身上发现了“玉袋”。所谓玉袋，就是唐代五品以上的官员以及都督、刺史随身携带的装官印的袋子。这些都在提示我们这些石像都是唐朝身居要职的官员，而不是使者。
研究学者们还发现，有的乾陵石人群像背后有不少开头写有“故”字，说明他们在石人像未雕刻完成时就已经去世。如西侧的阿史那弥射石人像名字前就带有“故”字。据记载，阿史那弥射是西突厥的首领，曾经被封为骠骑大将军。唐高宗继位后，阿史那弥射成为唐王朝的一名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公元662年去世死。而唐高宗是在公元683年病死，并在次年葬于乾陵的。那么，在唐高宗死前20余年就已经去世的阿史那弥射是不可能参加唐高宗葬礼的。而像阿史那弥射这样在名前刻“故”字的石人像竟然有十余个，这更加说明乾陵石人像群并不是唐高宗或武则天入葬时来参加祭奠的人。
既然石像不是高宗逝世后，武则天所立，那究竟是何时雕刻的呢?据史书记载，石人像在最初竖立时，背部都刻有他们的国名、官职和姓名。然而，现在只有几尊能辨别名字，其他都已模糊不清。
北宋年间，陕西转运史游师雄曾“访奉天县旧家所藏拓本完好者摹刻四碑”，寻找到石人像背部的人名样本，刻成4块石碑，分别立于东西石人像之前。可惜这四块石碑到元代时仅余三块且有残损。元人李好文在《长安志图》只录出三十九人的官衔和姓名。清代叶奕苞《金石录补》中录出三十八人。到现在蕃臣像上留有名衔的只有六人，其官衔可考者不过三十六人，其中有些人的生平事迹在唐代史书里有记载。
乾陵石人群像中的波斯王卑路斯，他的父亲伊嗣侯，是波斯国王，贞观十三年(639年)派使臣到长安进献活蛇。伊嗣侯受大食驱逐，在奔往吐火罗的半路又被大食人所杀。其子卑路斯继位后，又遭大食侵袭，向唐王朝告急。因为两国相隔太远，不便出兵，为了表示对波斯的声援，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封卑路斯为波斯都督，但仍为大食所灭。卑路斯逃到长安，封左骁卫大将军。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卑路斯请求唐廷在长安城内建造了一座波斯寺，最后客死于长安。
慕容诺曷钵是吐谷浑人，唐太宗李世民封他为吐谷浑河源郡王，并加封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太宗昭陵前也有他的一尊石像，国名、衔名与乾陵的相同。贞观十三年，慕容诺曷钵专程到长安朝觐，并请求联姻。次年太宗“以宗室女弘化公主妻之，并诏右武卫将军持节护送公主。唐高宗继位后仍封吐谷浑青海王。由于他深得太宗、高宗的宠信，与唐王朝关系密切，所以两代皇帝陵前都为他刻立石像以资纪念。
尉迟璥是于阗国王。于阗即今新疆和阗。贞观年间，于阗国的使臣曾向唐王朝进献玉带等贡品。唐高宗时，驸马都尉、突厥人阿史那社尔平定龟兹，于阗王伏阇信很恐惧，给社尔驸马赠送三百匹骆驼表示慰劳。社尔派使臣薛万备劝他归顺唐朝，于是伏阁信在薛的陪同下，亲自到长安朝觐，被唐高宗封为右骁卫大将军，赏赐玉带、锦袍等物，并留他在长安居住了几个月才回去。天授三年(692年)，于阗国王伏阁雄去世，武则天立他的儿子尉迟璥为于阗王。于阗国虽非汉人，但从汉代起就是中国的属国，因而乾陵前也为其国王刻了立石像。
在唐代史书里记载的这些事迹大多都发生在武则天至唐中宗执政时期，可见这批石人像也是在这个时期雕刻完成，并在武则天下葬乾陵后才被竖立起来。
事实上，在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唐朝国力空前强大，统治势力北逾大漠，西越葱岭，达到中亚的两河流域。周边少数民族与唐的往来频繁，很多少数民族首领被任命为唐朝的地方官，同时担任十二卫大将军等职。根据这种情况，神龙元年(705)唐中宗在埋葬武则天时将曾在朝廷中任职的蕃酋60余人，雕刻成像置于乾陵，以反映唐高宗及武则天的统治权力及各民族对唐王朝的臣属关系。
乾陵现存的蕃像共有61尊，东边29尊，西边32尊。然而这样不对称的放置，并不符合中国古代的建筑格局，于是有学者怀疑蕃像并非只有61尊。
果然，在乾陵的东侧陵园区，研究人员发现了两块未完成的毛坯石料。毛坯石料高2.45米，宽0.86米。根据这个尺寸推测，符合一个石人的毛坯大小。后来，在这一侧又发现了另一个半成品，人的形态身体已全部刻成。附近的村民又在距此不远的地方发现一尊未完工的石像。如果加上那个石人毛坯和这两尊半成品石像，乾陵的蕃臣像正好是64尊。
在民间有许多说法。一种说法是石人成妖，糟蹋到附近农民家里去说这些石人晚上成精，把所有粮食都糟蹋粮食，被百姓打碎了，这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一种说法称，唐代初年，北方有位突撅族可汗名叫阿史那元庆，文稻武略，智勇双全，深受部落民族爱戴，不知何故，有人雕刻了他的石像立于乾陵，他的儿子阿史那石明得知后，极为不满，于是便扮作喇嘛来到乾陵，一看果然如此，顿时怒从心中起，举起石块就要砸碎石像，却被护陵人发现，毒打一顿赶出陵园，他因此怀恨在心，便想出借刀杀人之计。一天，趁夜黑窜人石像附近的农田大肆践踏庄稼，却造谣说是石像作祟，只有砸掉他的头，才能免除祸殃。老百姓信以为真，纷纷冲上乾陵，砸碎了石像头。阿史那石明趁机捡回了父亲的石像头，用包袱裹着背回家，从此乾陵上的壬宾像就成了无头石像。
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八国联军侵华时，看见唐乾陵前立有外国使臣的群像，感到有辱洋人的脸面，于是把石人的头砍掉了。但据历史学家考证，八国联军当时并没有到过乾陵。
传说毕竟是传说，但由此不难看出，这些石像的丢失与损坏无不与人的有意或无意的破坏有关。从有关资料分析，蕃臣像的破坏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
明嘉靖34年，也就是公元1555年1月23日，陕西华县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震级达到8至11级。由于地震发生在子夜，人们还在熟睡中，致使80多万人死于这次大地震。华县距乾陵只有100多公里，属于震中地带，乾陵也因此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关中大地震。专家们推断，关中大地震是造成番臣像头部断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不仅是番臣像，乾陵许多石像石马毁坏的部分恰好也都是头部。专家分析：除了石像颈部脆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石像的材质。因为当时雕刻采用的石料有一些石瑕，即从石料上可以看到的一些浅色的线条。石头受损时，最容易从这些地方开裂。
研究人员推断：61尊番臣像一部分毁于那次大地震。其余的石像很可能毁于距今五六百年前的明末清初的屡次战争。
虽然，这61尊雕像的头像已不知所踪，但是那紧身窄袖的衣服，宽宽的腰带，短简的皮靴，双足并立，两手前拱，栩栩如生的形象，仍然为我们展现了朝堂上蕃臣侍立的场景，留给我们对大唐盛世的无限遐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