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但之后发生的事，让他彻底看透了蒋介石。“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比如洛阳电报局那个将自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
蒋介石真的不知道灾区的事吗？张仲鲁，这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老人，在数年之后道出了实情。
1942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并没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在张仲鲁看来，
他们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
就在蒋介石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不久，粮食部长徐堪却把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抗战爆发以后，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遑论1942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
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大公报》的停刊，张高峰的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心的反噬
《大公报》和《时代》对于河南灾情的披露，让蒋介石陷入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为堵人非议，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
根据张仲鲁回忆，此二人来到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试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张告诫河南官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
“二张回去后，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才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的救灾贷款”。即使是这点杯水车薪的钱，也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1943年麦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至少已经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1602人。
“我们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从河南回到重庆的白修德，看着重庆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直到一年后日军在这全部的插曲内，最后加上历史性的一幕。”
“历史性一幕”发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在家看电影！德国高清投影机只卖799元>>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自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对此，白修德说：“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在家看电影！德国高清投影机只卖799元>>
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制海权，就是一个国家控制大海的能力。
一个面对大海，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国家，如果不能控制海洋，不能在海上自由地活动，那么，海洋给它带来的更多是遗憾和痛苦，而不是财富和幸福。
公元15世纪，是世界航海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世纪。
世纪之初，郑和七下西洋，远达非洲东海岸，中国海上势力达到极盛，接着突然从海上完全撤退。世纪之末，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来到了印度，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大航海时代开始。这一进一退之间，一出跌宕起伏的历史悲剧已经分派好了角色，只是当时无人知晓而已。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航海文明的回光返照，一次华丽谢幕。若干年后，有人劝明宪宗仿明成祖故事，重新启动下西洋的计划。时任车驾郎中的刘大夏认为这是祸国殃民之举，竟将郑和出使西洋的海图资料藏匿起来，理直气壮地对兵部尚书项忠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计划搁浅。这些资料后来再也没有出现，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被刘大夏销毁了。
刘大夏耿介忠直，是被时人称道的名臣，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海图被毁十分遗憾，但是假如明朝再多来几次下西洋壮举，也未必会发现世界，更不会成为海洋强国，最直接的后果是大明财政被拖垮，早早亡国。据黄仁宇先生推测，永乐期间，郑和下西洋所费白银约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而这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
每次郑和下西洋，反对之声不绝。航运一向是最赚钱的买卖，起码都是十倍百倍，达·伽马从印度首航回国，仅一船香料就超过他所有远征花费的60倍。郑和干出赔本赚吆喝的怪事来，无怪乎难以为继。 中国古代是偏重内陆的国家。宋代，因为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被西夏阻断，转而在东南大力经营海上丝绸之路。正如宋高宗所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元朝继续鼓励海外贸易，朝廷积极招商，是因为贸易利润丰厚，又不加重百姓负担。
14世纪的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写道：“当时所有印度、中国之间的交通，皆操于中国人之手。”证明中国人的海上势力，宋元时代已经远及印度洋。
奇怪的是，明朝一反宋元的开海政策，自开国起就实施从海洋退缩的国策……
自宋元以来，中国的海外贸易有两种，一种是民间的市舶贸易，以盈利为目的；一种是官方的朝贡贸易，政治利益优先。明代海禁，所有市舶贸易被宣布为非法，只有亏本的官方朝贡贸易仍在维持。明人王圻说：“贡舶为王法所许，司于市舶，贸易之公也。海商为王法所不许，不司于市舶，贸易之私也。”明初的海面上，唯有合法的国营海船在跑，跑了几十年，亏空太多，只好停止。
尽管明初中国人保持着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海权优势，但是，海权必须以维护海洋经济为目的，并需要依靠发达的海洋经济来维持。15世纪上半叶，海禁政策下的明朝拥有一个空荡荡的贫穷的海洋。
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制海权，既没必要存在，也缺乏存在的经济基础--郑和舰队消耗的是内陆农业的产值。海权论的提出者-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写下的这段话，大可移用于批评明成祖：“如果不重振商业航运，会有这样一支海军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历史已经证明：一位独裁君王可以组建起一支纯军事性的海上力量，正如路易十四所作所为那样。然而，尽管表面上看，这样一支海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经验显示，他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就会枯萎。”
后人多为中国人突然放弃印度洋的海权惋惜。但是对于当时一个重农轻商，没有丝毫海洋经济的国家来说，代价高昂的海权既是累赘，也注定无法维持。
阅读提示：萧振瀛与和知在香港的谈判以日方承认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前提，符合蒋介石的要求，谈判也似乎进展顺利，蒋介石甚至在开始研究停战、撤兵要点，但日方的要求前四项都是“干涉中国内政”。
2006年3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首次对外公布了蒋介石的早年日记，这是珍贵的近代史料。3月中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与张海鹏先生应邀赴美，参加了3月24日举行的蒋介石日记揭幕仪式，并在当地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集中研究。此文即杨天石先生返京后，根据研究蒋的早年日记而写就。
中日秘密谈判可以说是抗战期间最诡异的事件，这不仅表现在中日双方，而且也表现在中国内部。一方面，蒋介石屡屡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加以阻遏，但是，蒋介石本人又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秘密谈判。
抗战时期，在蒋介石亲自掌控的中日谈判中，蒋介石最重视，并且用心指导的是1938年的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
萧振瀛（1886-1947），吉林扶余人，曾任西安市市长。1930年任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总参议。期间，曾多次与日军驻华北将领多田骏等人谈判。
1938年7月下旬或8月初，日本军部特务、“兰机关”（抗战时期，日军参谋本部在华组织的重要情报机构之一）负责人和知鹰二到达香港，提出与中国谈判总原则6条，其中有诱饵，也有新的侵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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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军正节节向武汉逼进，和知“求和”，使国民党内部的部分“主和”派觉得是个机会，但蒋介石对此却不抱希望。8月26日，蒋介石听说和知将到汉口活动，便与智囊、《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商谈，对张表示：“观察倭寇在华之权益与设施，岂能随便放手还我乎？若无重大变化与打击，彼决不罢手。一般以为和知来求和抱乐观者，实未究其极也。”
9月23日，蒋介石返回汉口，主持汇报会议，决定对策。由于和知的条件首先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梦想，自然勾起蒋的兴趣。9月26日，蒋介石增派曾任北平社会局长、有对日交涉经验的雷嗣尚到港，加强谈判力量。
28日晚12时，和知离港回国，行前向萧振瀛透露：日方此举的国际根本原因是，希特勒最近多次电请日方与中国谋和，共同对苏；其次要原因则为日本国内困难重重，不堪应付长期战争，拟在军事优势下，以较大让步取得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