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壮士跳崖实有其事，并非虚构

“狼牙山五壮士”跳崖殉国之举的历史背景，是1941年7月日军在华北启动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华北治安战》一书披露，该作战计划的目的是：“在击溃晋察冀边区共军及消灭其根据地的同时，结合封锁，破坏其自给自足，进而消耗、困死该地区的共产势力。”具体到五壮士所在的杨成武部，《华北治安战》记载：“（8月）23日拂晓，乙兵团由定兴、方顺桥附近分三路纵队西进，对盘踞于满城北方的北娄山附近的第一军区司令杨成武指挥的约有五千人的部队开始了围攻。由于一部分共军据守北娄山西方的坚固阵地进行顽抗，我军在空军的密切配合下展开了肉搏战，痛击该敌，使其向北方溃逃。”杨成武也在回忆录中写道：针对日军此次来袭，“我们布置好了全分区的反‘扫荡’工作，然后……向西转移。在转移途中，我得知敌人已经拉开了一个巨网，把整座狼牙山包围了。”

据《华北治安战》的说法，日军对狼牙山的包围，属于此次“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的“第二期作战”任务，其方式是：“各进攻兵团分驻于作战地区搜索、剿灭残余共军，并消灭其根据地；各封锁兵团在继续进行封锁的同时，将其一部分驻于进攻兵团的后方地区，搜索剿灭残余的共军，并摧毁其根据地。”具体到攻击杨成武部的乙兵团，其“第二期作战”的结束时间是10月11日，该日，乙兵团“开始转进”，返回其原建制；针对杨成武部的“肃正作战”告一段落。

日军之所以重视狼牙山，实因狼牙山周边地区是中共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如杨成武所说：“娄山地区是我们一分区群众发动得最好，抗日民主政权最为巩固的根据地之一。这一带物产丰富，市场繁荣，为了抗日，乡亲们什么都舍得。他们平时节衣缩食，从物质上支援我们。只要我们一出击，就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跟在后面，为了掩护八路军，他们在日军面前宁死不屈。”分区机关所在的北娄山村，即位于狼牙山脚下。因此种特殊地理位置的，杨成武曾亲自深入狼牙山，考察过其内部路径的险峻与隐秘，且“发动群众对狼牙山的地形进行改造，并在这一带架上‘飞线’，设立观察所等等”，以作为应付日军“扫荡”的后退之路。

9月24日，日军对狼牙山山内实施扫荡；25日，五壮士在掩护部队转移之后跳崖。这一基本史实，中方资料中，有生还者葛振林、宋学义等人的亲历讲述，也有目击者、营救者余药夫、冉元通等人的回忆，还有杨成武、邱蔚等军队干部的证词——杨成武甚至在回忆录中披露，当天下午3时，狼牙山“通天顶”上的观察组曾通过“飞线”向他报告五壮士的具体行动，“敌人正在疯狂向他们扑去，在望远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五位同志的投弹和射击动作”；稍后，“通天顶”上的观察组又第一时间将五壮士砸枪跳崖的消息报告给了杨成武；下午四点钟左右，又有狼牙山下的情报站通过“飞线”向杨成武报告，狼牙山上的李老道“特地跑下山，要情报站设法赶快转告我，有五位八路同志在棋盘陀附近的险峰上英勇跳崖，其中两位被挂在凌空伸出的小树上，是死是活不知道，请赶快派人去营救。”这些回忆情节，细处未必准确，但五壮士跳崖的基本史实，则大致可以确定无误。日军方面，虽无有关五壮士的直接记载，但其在关于“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的教训总结中说道：“其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似可作为五壮士跳崖的一个注脚。至于网络上流传的某些质疑——譬如：“狼牙山五壮士实际上是几个土八路，当年逃到狼牙山一带后，用手中的枪欺压当地村民，致当地村民不满。后来村民将这5个人的行踪告诉日军，又引导这5个人向绝路方向逃跑”——这般说法，新则新矣，却实在是没有半点史料依据可寻。…[详细]

但还有许多细节问题真相未明，仍有待仔细考证

一方面，毫无疑问，质疑五壮士跳崖真实性的某些说法，是严重缺乏史料依据的；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关于五壮士跳崖的诸多具体细节，现有史料中还存在着种种冲突，细节层面的真相，仍有待更细致的考证。

疑问一：班长有没有主动请战，要求留下来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狼牙山五壮士”，具体是指杨成武部一团七连二排六班的五名战士：马保玉（班长、党员）、葛振林（班副、党员，生还）、宋学义（生还）、胡德林、胡福才。关于班长马保玉（亦作马宝玉、马保林），杨成武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邱蔚……把担任后卫、掩护地方干部和群众突围的重任交给了第7连。根据我的意见，第7连等大家安全转移后，留下一个班拖住日军，最后转移。‘指导员，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第6班班长马保玉听到消息，便跑来找蔡展鹏求战。第6班的战斗力很强，班长的战斗经验也比较丰富。蔡展鹏与连长刘福山一商量，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按这个说法，留下来担任掩护任务，是六班班长马宝玉主动要求的。但幸存壮士葛振林却有不同的说法：

“一直待到夜里三四点钟，任务还没有来，……刚刚睡着，就被一阵急促的枪声、手榴弹声震醒了，这时指导员跑得浑身汗淋淋地闯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下命令：‘赶快上山，靠近团首长。’我们刚爬起来要走，指导员又喊了声：‘六班长！’‘有！’我们班长马宝玉应声站出来。‘你们班带一个机枪组，顺这条岭占领西边小山头，把敌人火力引过去，掩护一、三排撤！’‘是！’班长爽快地答应。我走出门，还听见连长在向班长交代：‘要多坚持一会，让后面和上面（指团的机关）撤走。’”（葛振林，《狼牙山跳崖记》，王愿坚整理，刊于《中国青年》1957年第14期）

按葛振林1957年的说法，让六班担任掩护任务，显然是七连领导的安排，并不存在班长马保玉主动请战之事。1985年，葛振林在人民政协报第22期刊文《狼牙山上》，内称：“丘蔚团长命令我们七连坚守阵地，掩护机关和主力转移。在我们连的英勇阻击下，机关和主力安全撤走了。团长又命令留下我们六班继续阻击敌人，连队其余人员迅速转移。”同样没有马保玉主动请战的情节。葛振林晚年的另一篇回忆文章《血洒狼牙震敌胆——忆老战友马宝玉牺牲前后》，谈及掩护任务的由来，与1957年《狼牙山跳崖记》的说法完全相同，仍没有马保玉主动请战的情节。

然而，到了1995年，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由葛振林口述、周迅整理的《战斗在狼牙山上》一文，却改了口，把马保玉主动请战的情节补了进去：“团长部署我们七连担任后卫，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突围，等大家安全转移后，留下一个班拖住敌人，最后转移。我们班长马宝玉得知这一消息，便跑去找指导员求战，要求把最后拖住敌人的任务交给我们。连长和指导员一商量，同意了我们的请求。”该文后被收录于《中共党史资料·第55辑》。…[详细]

疑问二：担任掩护任务的六班当时只有五个人吗？

《杨成武回忆录》中说，狼牙山战斗时，六班当时“全班除去因病住院的同志外，只剩下五个人，班长马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和宋学义。”葛振林也曾回忆说：“当时，我们班除因伤病住院的同志外，只剩下五人：班长马宝玉，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还有我。我是副班长。”（《战斗在狼牙山上》，1995）

但在1994年，却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该年7月9日，《长江日报》刊登署名孟宪良的文章《当年狼牙山上有六人——五人重于泰山，一人轻于鸿毛》。文章称：“七连六班当时共有9个人，除了五壮士之外，还有个小商出身的副班长吴希顺，另外几个战士因病没参加战斗，当时阵地上共6个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他们居高临下，扼守山顶，坚持了近一天，日军损失惨重，无法攻到山顶。战士们子弹快打完了，枪声稀疏下来。敌人的翻译官不断喊话：‘你们跑不了了，没有子弹了，快下来投降吧。一定优待你们。’这时吴希顺悄悄爬到班长马宝玉身边，小声说：‘班长，不打了，咱们下去吧？’马宝玉瞪了他一眼，没说话，又继续战斗，后来发现吴希顺不见了。他一人离开山顶下山去，举着枪向敌人投降，被气急致坏的日军用刺刀当场挑死。……当年部队剧社曾据此编演了多幕剧《五大勇士》。舞台人物中也有叛徒吴希顺这一角色，但在后来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中却将这角色删去了。”

次年4月，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撰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经过“考证核对”，在“狼牙上五壮士”词条下，采纳了孟宪良此文的意见，辞典称：“该班战士同敌人整整搏斗了一天，杀伤日军50余人。最后该班只剩下马宝玉等6位战士，弹药用尽，石头扔完，当敌人逼近时，副班长吴希顺举枪投降(旋被日军挑死)，其余5人砸毁枪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一齐跳下万丈深谷。”

但葛振林壮士对孟宪良“第六人”的说法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葛对来询者表示：“所问吴希顺，事实并没有这个人。不仅六班没有，二排也没有这个名字的人，自然六班也没有这个副班长了”；“只有我是六班副班长”；“历史是严肃的，不允许任何人编造。如《狼牙山上有六人》一文编来造去，实在让人难以容忍。”稍后，曾参与救助葛振林的余药夫与第一个报道五壮士的钱丹辉等人，亦出面否定孟宪良“第六人”的说法，并由《广西日报》刊发了葛振林的驳斥声明，该声明亦得到了杨成武的电话赞许。

孟宪良的“第六人”说法或许确有问题，譬如日军既欲劝降五壮士，何以又要挑杀投降的“第六人”？于情于理，实在令人费解。但值得注意的是，坚决驳斥“第六人”说法的葛振林壮士，在其不同时期的回忆文章中，对本班参加狼牙山战斗的人数，其实也有不同的说法。譬如：“团长又命令留下我们六班继续阻击敌人，连队其余人员迅速转移。掩护连主力转移后，我们班除了伤亡的只剩下五个人，即班长马保玉、战士胡德林、宋学义、胡福才和我，我当时担任副班长。我们五个人决心扼守险要地形，继续阻击故人。”（葛振林：《狼牙山上》，人民政协报1985年第22期）——按这个说法，参加狼牙山战斗的六班并不止五人，而是完成掩护连主力转移任务后，伤亡到只剩下了五人。

再如，葛振林在接受文献纪录片《八路军》摄制组采访时曾说道：“后来来了个通讯员，上边指示命令，叫我们连爬到山上去抓住这个敌人，还有就是吸引敌人火力，掩护当地军民撤退。另外还有个加强班吸引敌人。这个班就带一挺机枪还有民兵，顺着那个山往上打，后来我们那个连也打上去了，敌人踩的地雷也响。跟日本鬼子一交火，敌人就拿着刺刀下来了，打的很激烈，牺牲好多同志。……当时我们班就分了三个组，我带着一个。” （该访谈后以《狼牙山跳崖那悲壮的一幕》为题，收录于张军锋主编的《八路军老战士口述实录》一书中）——按这个说法，六班在狼牙上战斗中曾分为三个小组进行战斗，若仅区区五人，实无分成三组的必要。

1957年由葛振林口述、王愿坚整理的《狼牙山跳崖记》中则声称：连指导员曾指示马宝玉：“你们班带一个机枪组，顺这条岭占领西边小山头，把敌人火力引过去，掩护一、三排撤”，打了一阵后，“机枪组不知道哪里去了(那时班长无权指挥机枪，他们大概在转移时走散了)，留下来坚持的只有我们班五个人——马宝玉、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和我。”——这段描述很模糊，究竟是六班参加战斗时就只有五人呢？还是战斗到半路，其他人或死或伤或降或走散，只剩下五人了呢？

余炳年的纪实文学作品《壮士葛振林》一书中，对六班狼牙上战斗中的参战人数，则是这样描述的：“（蔡指导员指示：）‘你们6班，带一挺机枪，还有民兵，掩护连队撤退。’‘是！’马宝玉坚定地说，‘指导员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随后，他往后大喊一声，‘六班，集合。’蔡指导员站在六班队前，说：‘记住，不管任务多么艰巨，都要人在阵地在！’这时，总共要留下来的人数是：六班一一12个人；机枪组一一4个人；民兵——20多个人。全部归六班班长马宝玉统一指挥。”虽然余炳年没有交代资料来源，但该书写作过程中曾多次采访葛振林，成书后也曾送葛振林阅览，并获杨成武为书作序，该组数字恐非随意捏造。另外，2005年《源流》杂志曾刊登署名黄功权的文章《探访壮士葛振林》，其中也提到，在狼牙山阻击战中，“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1团7连6班的12 名战士(另有20多名民兵)为掩护主力部队和群众的转移，在狼牙山和3500多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详细]

疑问三：走上三面悬崖的绝境，是壮士们有意为之的吗？

1965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葛振林的回忆文章《奋战在狼牙山上》。对五壮士最后何以会爬上三面悬崖的山顶，文章解释称：

“班长看看已经西下的太阳，便下命令：‘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走！’我们刚迈出两步，班长忽然又停住。他望望棋盘坨的顶峰，又望望主力转移的路。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主力转移的那条。走这条路，我们可以很快回到同志们的身边。可是敌人就在身后，我们走到哪里，他们就会跟到哪.里。另一条是通往棋盘坨顶峰的路。顶峰上，四面都是悬崖。班长回过头来望着我们，他虽没有开口，我们也意识到他是征求我们的意见。大家不约而同地指着通往棋盘坨顶峰的那条路坚定地说：‘走！’我们五个人都是一个愿望：那就是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让敌人发觉我们主力部队。当我们向棋盘坨顶峰攀登时，转过头一看，敌人的大队人马全跟在我们后面。”

按这个说法，选择爬上三面悬崖的山顶，是五壮士们刻意的选择，目的是“不能让敌人发觉我们主力部队”。类似的说法，还出现在据称藏在山中全程目睹了五壮士跳崖经过的农民冉元通的回忆中，据冉元通说，他曾碰见五壮士，劝他们随自己前去隐秘的山洞藏避，但五壮士回答：“不行，我们得去棋盘坨，我们还有重要的任务。”（冉元通：《壮士跳崖目击记》，1985）

但葛振林1957年的回忆文章《狼牙山跳崖记》中，却有关于此事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班长）他指挥我们打一阵，就扭头往山上看一眼。一直顶了一个多钟头，直到看不见山上的动静了——首长都安全转移到山背后去了，他才下命令：‘我们完成任务了，赶快钻山。’班长在前，我在后，我们一个劲地顺着小道往山里跑。跑了一阵，我们看看把敌人撇远了，才找了个小山头歇下来。班长把胡德林派到正面一个石缝子里放峭，又招呼我绕山走了一转，看了看地形：这地方离主峰棋盘坨不远，是一连串的三个小山包，正面从我们来的地方是一条小山脚，弯弯曲曲地伸开去，背后和两侧是陡陡的山坡，下去就是望不见底的陡立的悬崖。……休息了一个多钟头，已经约摸九点来钟了。忽然胡德林喊起来：‘班长，班长，敌人上来了。’”——按这篇回忆的说法，五壮士并不是刻意跑到一个三面悬崖的山顶上去的，而是认为“完成任务了”之后，为“撇远”敌人，“一个劲地顺着小道往山里跑”，无意中跑到一个“离主峰棋盘坨不远”的三面都是陡坡悬崖的小山头上。

1958年电影《狼牙山五壮士》全国上映，其中五壮士主动把敌人引上棋盘陀的情节，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1959年，葛振林接受《大众电影》记者沈通采访时，其说法已经明显和两年前的《狼牙山跳崖记》不同了。葛振林说：“我们五个人边打边撤到棋盘坨上，这里三面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四周各个山头都被敌人占领，陷进了一个‘绝境’里。但是，为了让团部、主力部队和老乡们转移得更远，我们就增加了千百倍的勇气和力量。”——不但补充了爬上“绝境”与“让团部、主力部队和老乡们转移得更远”之间的关联，还将“绝境”的位置从“离主峰棋盘坨不远”的小山头，替换成了棋盘陀，以与电影保持一致——事实上，五壮士的准确跳崖地点，乃小莲花瓣峰上的牛角壶，并非棋盘坨，这一点在90年代已经考据清楚，葛振林1995年的回忆文章《战斗在狼牙山上》，也已经将跳崖地点从棋盘坨改回了牛角壶，该文说道：“我们赶紧往棋盘坨山峰上爬，谁知那儿早已上去了敌人，机枪一个劲儿地朝我们打。我们只好攀上棋盘坨附近的另一个山峰。这个山峰叫牛角壶，异常险要，那凌空而起、伸出来像牛角的悬崖叫人望而生畏。牛角壶三面是悬崖峭壁，我们等于走向了绝路。”…[详细]

疑问四：跳崖前有没有喊口号？

关于跳崖的具体情形，葛振林刊发在1965年8月29日《人民日报》上的回忆文章《奋战在狼牙山上》中写道：“我们班长正了正帽子，拉了拉衣襟，然后像每次发起冲锋一样，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纵身飞向深谷。紧接着，我们一个个高呼着‘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齐往万丈深谷里跳去。”

1985年，葛振林在人民政协报第22期刊文《狼牙山上》，壮士们所喊的口号有了变化：“我们把枪砸了，趁敌人还没有冲上来的时候，五个人高喊着：‘八路军誓死不当俘虏！’一同向悬崖绝壁跳下……”

但在1957年的回忆文章《狼牙山跳崖记》中，葛振林给出的却是另一幅跳崖前的画面：“班长咬咬牙，一顿枪托子，像要下决心了，忽然发现了手里的枪，他又说：‘人牺牲，枪不能叫敌人得……”这句话没说完，前面石崖后面已经有敌人的钢盔在乱晃了。班长随手把枪往大沟里一甩，真叫人心痛，那支崭新的三八大盖子刷的一声飞到山沟里去了。接着他看了我们一眼，扭身就往一块光崖上跑过去。他一这样做，我心里也明白了，我连忙抡起枪往石头上一摔，没摔烂，也随手甩下沟去。等我抬起头来，只看见班长的白衬衣在崖上一闪——他跳下去了。我只觉得心里像吃多了饭胀得慌似的，闷闷的。撒腿就往崖上跑，跑着，听到后边僻里啪啦响，大概他们几个也在摔家伙。我就近处跑到崖边，一纵身也跳下去。我是第二个跳的。”——如此，非但跳崖之前没有喊过任何口号，也并不存在五人同时跳崖的事实了，五壮士实际上是先后分开跳的。葛振林在接受文献纪录片《八路军》摄制组采访时的说法，与《狼牙山跳崖记》又有不同：“敌人一上来了，就把手榴弹扔了过去，把敌人一炸，调头一看，看不见班长了，班长可能是牺牲了，也搞不清楚了，我们就往这边跳了”——如此，非但跳崖前没有喊口号，连班长究竟是如何牺牲的，“也搞不清楚了”。…[详细]

疑问五：葛振林、宋学义是怎样跳崖的？

宋学义壮士曾因自己的生还问题，在文革期间备受折磨。据其子讲，文革中“有些人……坚持要把父亲打成‘假英雄’、‘走资派’。他们胡说什么：‘人家都跳崖跌死了，你怎么活着回来了？’‘你再到狼牙山上往下跳跳，跌不死，承认你是英雄！’‘你就从房顶往下跳也行，房顶还没狼牙山高，跳下来跌不死也算’……”

事实上，关于二人的跳崖及生还，宋学义留下的回忆资料极少，葛振林则有多篇回忆文章。譬如，1985年，葛振林回忆说：“半空中我只觉得被什么东西挂了一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醒来时，太阳己经落山了。原来，我被山腰上长满的树和藤挂住了。”（葛振林：《狼牙山上》，人民政协报1985年第22期）1995年的回忆文章《奋战在狼牙山上》则说：“我和宋学义同志跳下深谷时，在半山腰被树枝挂住了。”

关于葛、宋二人如何跳崖的问题，在1995年还曾引发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风波的起因，是《羊城晚报》于该年8月刊发了一篇文章《壮歌重唱狼牙山》，文章作者是五壮士所在连队政委陈海涵的夫人陈逊。文章称：“（马宝玉）带头跳下了万丈深渊。紧接着胡福才、胡德林也从马宝玉跳崖的地方跳了下去。几乎同时，葛振林、宋学义在距马宝玉十步左右的地方受地形所限而顺着凸出的崖壁溜了下去。近在咫尺的鬼子们被五勇士的壮举惊呆了，不自由主地倒退了好几步。由于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是‘跳’，距崖壁比较远，坠人了万丈深渊；葛振林、宋学义是‘溜’，紧挨着崖壁，被崖壁半腰上长出的树木挂住了，受了重伤，昏了过去。”陈逊女士以“知情者”的身份提出的这个“三跳二溜”的新说法，再次引起了葛振林壮士的愤怒，其声明认为“这和去年孟宪良狼牙山六人说一样纯属捏造，是对五壮士的攻击诬蔑”，《解放军报》亦曾参与到此次争论之中。

陈逊女士的说法是否有根据，姑且不论。但葛振林壮士在1957年的回忆文章《狼牙山跳崖记》中，确实还有另一种关于自己如何跳崖的说法。文章说道：“当时自己的决心是：猛一跳，栽下去就算啦。谁知道跳下去以后，身子一挨到树，手又不由自主地伸出来，去抓树枝子。我闭着眼，扎煞开手，左抓一把，脱了，右抓一把，脱了。手被树枝划了，不觉得；腰被石块碰了，不觉得，只是噔噔地往下滚。猛然身子一虚空，又哐的一撞，脸朝山、屁股朝沟，停住了。这时，我心里还是明白的，伸手摸摸，身子底下是并排的几棵小树，把我给挡住了。我知道没有摔到底，自己还活着，只是浑身没劲不能动，又怕一动再摔下去。这时会不会摔死，也没去想它，倒是身旁的石头怪讨厌的。”——按这篇回忆文章的说法，葛振林壮士是从一个外凸的陡坡而非内凹的悬崖上跳下山的，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在跳下去后抓到一些“树枝子”，使自己由跳崖变成“噔噔地往下滚”，并最终被“并排的几棵小树”把身子“挡住”，如此，就不是“跳下深谷时，在半山腰被树枝挂住”了，而是滚下陡坡，“被并排的几棵小树挡住”了。葛振林在接受文献纪录片《八路军》摄制组采访时，说的也是“挡住”而非“挂住”：“跳下去了以后呀，一层一层地树，我们跟那个猴子一样，这棵树窜那棵树，那棵树窜这棵树，就是那样在树上架着，摔到半腰上了，让那个树给档住了。”显然，只有外凸的陡坡上才可能有“一层一层地树”。…[详细]

疑问六：日军有没有向五壮士鞠躬致敬？

各种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读物，最后常常少不了一段日军向五壮士致敬的情节。譬如余炳年的纪实文学著作《壮士葛振林》中写道：“指挥官发出口令。指挥官为水上源藏将军。日本兵恭恭敬敬地向着崖下，向着英雄的敌人行军礼致敬。水上源藏后来说：‘他们是真正的军人，他们不仅是中国军人的榜样，也是帝国军人的榜样！’”

但可惜的是，无论是生还者葛振林、宋学义，还是“目击者”冉元通、邱尉等人，都没有提到过此一情节。杨成武也没有提到过此节，反倒是《杨成武将军访谈录》的作者颇不甘心，自己在书中增补了这样一段：“这次谈话中，（杨成武）将军没有详细谈狼牙山战斗和狼牙山五壮士。但是，我认为，在他的老1团涌现出全国闻名的英雄群体，也是他的光荣，他的骄傲!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日军著名的“百十师团”的一位将军水上源藏，误认为包围了杨成武的主力老1团，便率3500余人穷追不舍。这5个战士把日军引上绝路，子弹打光、石头扔尽，最后砸烂枪支，纵身跳下数百米的悬崖。水上将军赶至壮士跳崖处，不禁肃然起敬。他将部队集合于悬崖前，长时间行军礼致敬。他说：他们是真正的军人，他们不仅是中国军人的榜样，也是帝国军人的榜样！”

按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华北治安战》，水上源藏当时是日军步兵第110联队长。日军一个标准的步兵联队大约是3800余人。据杨成武说，围攻狼牙山的日伪军总计3500余人，按当时日伪军一般以1：3的比例出动的标准，在狼牙山参战的日军总数不会超过900名，并非110联队主力，作为联队长的水上源藏，是否会出现在狼牙山战场，本就很成问题。况且按照冉元通的讲述，日、伪军进攻五壮士时，“第一次上去七八个敌人”，第二次“一下子冲上去三十多个敌人”，也可知追击五壮士的日伪军并非其围攻狼牙山的主力部队——以常理论，失去了机枪组和民兵的配合，单凭五壮士的火力强度，欲使日军误以为是八路军主力，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作为联队长的水上源藏，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样一支小部队当中呢？

日、伪军当日在崖上究竟做了些什么？葛振林1957年的回忆文章《狼牙山跳崖记》中是这样说的：“我闭着眼静听，那声音离我不过半里来路，很清楚。日本鬼子在哇啦哇啦地说什么，一个伪军在说：‘这些八路真有种，死也不缴枪！’不一会又向着山沟里打了一阵子枪，子弹嗖嗖地从我头上飞过去。”…[详细]

参考资料：葛振林：《狼牙山跳崖记》，王愿坚整理，《中国青年》1957年第14期；葛振林：《奋战在狼牙山上》，《人民日报》1965年8月29日；葛振林：《狼牙山上》，人民政协报1985年第22期；葛振林：《狼牙山跳崖那悲壮的一幕》，张军锋主编《八路军老战士口述实录》2005；葛振林：《血洒狼牙震敌胆——忆老战友马宝玉牺牲前后》，郭敬礼整理，中共蔚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狼牙壮士马宝玉》1992；葛振林：《战斗在狼牙山上》，周迅整理，《中共党史资料·第55辑》1995；沈通：《访狼牙山下生还的壮士葛振林》，《大众电影》1959年第3期；沈重：《棋盘坨上五“神兵”》，《晋察冀日报》1941年11月5日；宋学义：《狼牙山上》，《星火燎原》第6期，1981；冉元通：《壮士跳崖目击记》，1985；《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狼牙壮士宋学义》，海燕出版社1993，《狼牙山五壮士赞歌》，接力出版社1997；《壮士葛振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