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气功热，得从特异功能热说起。1979年3月 《四川日报》刊发一篇“耳朵认字”的报道，说四川一名叫唐雨的12孩子能用耳朵辨认字。报道受到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杨超的支持，很快传遍全国，一时间，“耳朵认字”、“腋下认字”等“超自然现象”在媒体上粉墨登场。当时有人揭穿其中的奥妙，1979年3月13日，四川医学院对此进行调查，得出结论是，唐雨的耳朵并不能“认字”，唐采用魔术师般弄虚作假的手法；4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北京一个孩子的“腋下认字”作了科学测试，结果表明系作弊所致。他们写出测试报告，附上当场露馅的照片，在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的“信访简报”第92期发表。

狗咬人不是新闻，这些澄清自然很难成为报道，难以获得民众的关注，所以，无法给特异功能热降温。相反，一些媒体和地方政府为此添砖加瓦，中科院的简报有如此记载：“现在，除四川的唐雨外，北京、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河北、辽宁等省市又相继推荐了17名所谓能用耳、鼻、手、脚、胃认字的青少年。其中大多是由地、县科委或党委党委正式来函报告的”。

“大多是由地、县科委或党委党委正式来函报告的”这一句极具内涵。对于政府来说，推荐“特异功能青年”就好比现在推荐奥赛生，是一种政绩，代表着领导重视科学；而对于那些被推者来说，无疑是一条致富成名之路。…[详细]

“耳朵事件”还惊动了高层，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曾在中科院工作过，他看到这期简报，并作了“我们该要这么警惕啊！”的批示。

在中宣部的指示后，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祖甲”的《从“以鼻嗅文”到“耳朵认字”》一文，分析与批评了“耳朵认字”违反科学的虚假性。文章发表后，有人叫好，有人漫骂。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编的《群众来信摘编》显示，陈祖甲的文章发表后4天中，共收到74封读者来信，“大部分读者看了文章感到糊涂”，“有的读者认为祖甲这篇文章太霸道，不摆事实、讲道理，就扣帽子，叫人无法接受，对待学术问题，应该持谨慎态度”。陈祖甲后来回忆说：“写这篇文章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做的、配有‘耳朵认字’作弊照片的实验报告。为了写文章，我还专门到协和医院请教了有关的专家。出于保护那些天真幼稚的作弊的孩子考虑，文章没有点名，事实也说得稍许模糊一些。知情者一看便明白。难道这不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吗？然而，有人却因此抬出哥白尼、布鲁诺，指责我为‘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并见诸报端。”

之后，在同年11月8日，胡耀邦又就《北京两个小学生能用耳朵手心和腋下认字》的报告写下更加明确的批示：“穆之、井丹同志：这类事情，科学工作者要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但不能公开宣传。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这一点务必请你们把关。”

胡耀邦当时的处理有其合理之处，但并非无商榷之处。“堵”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它只是隐藏问题。…[详细]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信息锅，据说，该锅可以用来接受宇宙的大气场，达成天人感应。

本来上层定调之后，这股特异功能热潮应会日渐退却的，但意想不到的是，局势开始逆转。1980年2月4日至10日，“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在上海召开（下简称“上海会议”），它是由一本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经“应有关方面的要求召开”的，会议的结论是：“耳朵认字这种人体特异功能的真实性现已为公众所证认。”

尽管现今看来，这次会议名头很山寨，但其实这是一次标准的科学会议，与会者都是来自各地科研所，其与官方中特异功能支持者有着千丝万缕关系。作为这次会议的举办者《自然杂志》来头不少，背后有时任国防科委科技委副主任的钱学森和主任张震寰支持，该杂志早在1979年9 月就发表“考察报告”声援“耳朵认字”。“上海会议”后的1980年6月，钱学森赴上海访问了《自然杂志》，表示了自己对特异功能研究的支持，他认为：“从古以来，人没有能动地去发掘人体的潜在能力，今后应该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研究，自觉地发掘人的潜力。所以对中医理论、对气功、对特异功能，都要进行研究，最后都可归结到开发人的潜力上来。”因此，钱学森勉励《自然杂志》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对于中西医结合、气功和特异功能，是有不少反对意见的。这也没有关系，大家一起研究嘛！对于人体，对于自然界，科学不能解释的地方还多着哩！一项新的科学发现，在刚提出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的，科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总要有人带个头，首先提倡；带头的人也总是要受到反对，因此要有勇气，要挺住腰板。”关于“耳朵认字”这种特异功能，钱学森说，“它是客观存在，因而是否定不了的。”…[详细]

“人体特异功能”刚开始被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很多人反对，而目对于“人体特异功能”现象也存在非常大的争议，所以，钱学森就提出了“人体科学”这样一个概念。在早期，“人体科学”可以说是“人体特异功能”探索研究的同义词。钱学森曾经谈到：“什么叫搞人体科学的？搞人体科学的是搞人体特异功能的。因为这个特异功能，人家反对的很多，有的人要打棍子扣帽子，所以我就把它换了一个词，不叫特异功能，叫人体科学，委婉一点。”

那么，钱学森为何对所谓“人体科学”如此之热衷？这大概是出于对突破、对创新的渴求。他谈创新人才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颇值得注意：“……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究竟什么是“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钱学森在大学一个气功学术会议上作报告“一个人体科学的幽灵在我们当中徘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搞这个事业(指人体科学)很不容易。但我们相信，搞下去一定会导致一次科学革命，就是认识客观世界的一次飞跃。如果搞得好，这场革命在21世纪就会到来。”1986年6月16日钱学森讲到：“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即人体科学的问题，总觉得人体科学越来越是一个发展前途很大的领域，而目是整个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很有可能因这方面的发展引起科学革命。”

很显然，钱学森认为“人体科学”就是“前沿科学”，“人体科学”可以引发“科学革命”。 然而，“人体科学”至今没有得到中国科技界的承认，权威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也没有同意这个概念。 …[详细]

“人体特异功能”列入科学研究项目后，有些人相信“人体特异功能现象是存在的”。而目，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发现“气功可以诱发人体特异功能”。比如钱学森曾经谈到：“1980年我在《自然杂志》编辑部曾讲过：人体特异功能太不寻常了，恐怕能接受的人是少数。更大范围的是气功。它能治病，人家容易接受。虽然人体特异功能可能一时还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气功可以。”“21世纪将是世界范围内的智力战，如果气功能提高人的智力，那对我们将有何等的意义?最后，还有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实践表明，气功可以练出特异功能来。”“这几年人体科学研究工作，这方面的工作有些发展。最近收到些信件。有些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的是工程师，他们的身体不好，接受了气功训练，练了气功之后，不但病痊愈了，有的还练出了特异功能，可以给人治病。”

1986年《气功与科学》杂志第五期的一篇报道《纵论气功、中医与特异功能》，尤能反映钱学森对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三位一体”的认知。报道称：“今年四月五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北京接受了香港记者的采访。会见时，钱学森向香港记者表示，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认为，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中医三个东西是一致的，尽管现在还不被人所认识，被现代科学体系所纳入，但经过认识和研究，真正变成科学理论，其本身就打破现代科学体系，再前进一步，最后将引起一场科学革命。……钱学森说，人体特异功能，不要简单提，这几年我联系这个问题在学习。开始我也不相信，四川一个小孩，叫唐雨，‘耳朵认字’是真的。他又举例说，我亲眼看到，一位有特异功能的人，把一瓶还未开封的药抓在手里，从中漏出了二十三粒，然后，再打开瓶封，数一数瓶中一百粒的药，正好剩下七十七粒，而药瓶是完整无缺的。钱学森说，我是学科学的，事实就是事实，我被说服了。我们做了一些试验，发现特异功能的人与传统气功相似。表演时脸发红头冒汗，测脑电图发现气功发功时和特异功能表演时的脑电图相似，有时还比气功师的强度还要大，这就同气功联系起来了，而传统气功又与中医有联系。他认为这三样东西是一体的。最突出的是特异功能，第二是气功，第三是中医，三者一致。这就解释了我们的中医为什么有几千年的传统。钱学森说，特异功能，气功、中医这套认识。实践，理论，不可能完全纳入现代科学体系里去，有些人觉得纳入不了，就摇头了。钱学森说，我支持对特异功能的研究。他相信，当它真正变成科学理论时，本身就打破现代科学体系，再前进一步，最后将引起一场科学革命。然后，钱学森表示，我要最后说一句话：人体特异功能是真出，不是假的。”

可见，在钱学森看来，“人体特异功能”是尚未被人类明确认识和利用到的潜在的特异能力。“人体科学”的目标之一就是以传统气功和中医为突破口，期望找出诱发人体潜能的科学规律。如此，特异功能与气功、中医结合了起来，可谓极具中国特色。 …[详细]

《中国青年报》1958/6/16刊登钱学森“证实”“亩产万斤”有科学依据的文章（钱曾七次“证实”）。

正当“人体科学”兴盛之际，反对一方也行动起来。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写文章提出批评。1982 年2月24日，中国科学院举行有关报告会，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表示不相信“人体特异功能”，但不反对对人体作严肃的科学研究。第二天，《人民日报》对此次报告会作了报道，并配以由总编辑胡绩伟亲自撰写的编者按，明确表示“我们不相信‘耳朵认字’。”

而此时，针对“特异功能”的有关科学调查也逐步开展。3 月13日至15日，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会举办，该会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主办。会上放映了四川医学院对成都19名有“特异功能”的儿童进行测试的录像，记录证明没有一个儿童具备“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的“特异功能”。中国杂技团的魔术大师成功地表演了“透视”功能。 …[详细]

面对批评者的反击，张震寰分别向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于光远分别写信指责，张震寰还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信，要他们相信“特异功能”的存在，并称：“你们登起文章很大胆，做起事来又胆小，有点不相信自己。谁是科学领导机构，国家科委应当是，但不知他们怎么领导的？就拿耳朵认字来说，你们错了。谁是有权威的科学机构？科学院算一个，李昌同志和报上登的几位著名科学家也不是正确的，最权威的是客观事实，白纸写上黑字是砍不掉的。”

张震寰的信被转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当时已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其态度依然非常鲜明，认为应该坚守“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和不介绍、不宣传”两道关。邓力群时任中宣部部长。4 月20日，中宣部向全国各宣传系统发出通知，说：“一个时期以来，有些报刊不断进行了‘耳朵认字’之类的宣传。同时，有些报刊公开发表文章，对这类宣传进 行批评。最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认为：‘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在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也不要发表批评的文章和消息。”此即时人所熟知的关于“特异功能”的“不宣传、不介绍、不批判”的“三不”政策。

对于这个“三不方针”，事后于光远曾抱怨反对方遵守了三不方针，停止了争论和批评，但支持一方却因此一如既往地宣传人体特异功能。据于光远讲：“关于这个‘三不政策’，始终没有什么中央文件，但新闻出版界却在实践中坚决贯彻，结果变成了口头上说要‘三不’，实际上，对伪科学的宣传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近乎放任和鼓励，甚至等于给予保护。”

于光远的意思是，上层对支持者有所偏袒，但作为另一方的张震寰则有另一番看法。张震寰在1986年5月在一次讲话中这样回忆过：“但是由于很多人都不赞成xxx（指于光远)同志的这种以势压人的作法，他公开声称他是以国家科委副主任的身份和手中的权力来压一压特异功能研究的，连秘密研究都是不允许的。由于这种作法违背了党的‘双白’方针，违反了党的科技政策，加之由于不少科研人员勇于坚持真理，所以这次批判并没有把特异功能研究压下去。” …[详细]

胡耀邦的批示并没有让支持方满意。1982年《自然杂志》派人到钱学森、张震寰处告状。张震寰听后，“天王老子也不要怕，咱们坚决干下去，干到底。共产党人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除了追求真理外，别无他求！”他后来私下对《自然杂志》编辑朱润龙说：“钱老真是智慧过人，我当时说的天王老子就是指胡耀邦同志，钱老也一下子就明白了。” （见朱润龙、朱怡怡编辑的钱学森《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后记》）

钱学森征得张震寰赞同后，于1982年5月5日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了一封名为《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的短信。信中说：“中国科协四月廿八日通知说，‘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不准在报刊上介绍和宣传。您是知道的，一到下面去执行，就会一棍子打死。上海出版的《自然杂志》就被命令，将即发排的五月号中撤出几篇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论文。难道党对有争 议的科学研究能这样处理吗？难道前车之鉴还少吗？不是发动批判过摩尔根遗传学吗？还有批判控制论，批量子化学共振论，批人工智能；还有批数量经济学，批形象思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建议您通知上海市宣传部门的同志，正确处理《自然杂志》的问题，不要禁止它刊登科学论文。我也向您表白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都不是人体特异功能。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中医理论是密切相关的。”

这封信被转送到邓力群那里，又立即被推到胡耀邦手中。对钱学森的信，胡耀邦作了如下批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和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之前，报刊上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评，这两者我看是稳妥的，公正的，要坚决这么办。但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阅读和继续探讨。”很显然，胡耀邦的态度有所软化（一个值得特别提出的背景是：当年高级老干部群体中，相信特异功能和气功者大有人在，钱学森的“证词”给了他们相当大的鼓舞，这个群体反过来也可能对胡耀邦造成相当的压力）。

此后，反对者就基本上没有再进行批判，支持者以“研究”的名义进行宣传的活动却没有停止，《自然杂志》继续大量刊登“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从此，“人体科学”与“气功热”更加一发而不可收，风靡全国。 …[详细]

上世纪80年代，北京一场气功宣讲会上，人们集体做功。

参考资料：《1979-1949年中国“伪科学事件”与科普政策互动影响》，孙颖通；《中国类科学—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看》，刘华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钱学森鼓捣“人体科学”始末》，陈祖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