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随着国军节节败退，国民政府丧失大陆统治权几成定局，美国政府判断蒋介石政权“至多是一个根据不牢靠的法律条文要求国际上承认的地方政权”，“中共统治”全中国已指日可待，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考虑如何面对中共政权的问题。当时美国在华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如何在中共取得政权的条件下继续保持其在华权益，二是认为中共的胜利意味着苏联可能会最终控制整个中国，因而出于冷战的考虑要尽量阻止中共与苏联结盟。据此，美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1949年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根据中国形势判定：“美国必须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利用中苏之间和共产党内部的分歧，寻找机会，培植一支最终能够与中共较量的新生力量，来阻止中共与苏联的结盟。”美国打算通过一软一硬两种手段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软手段是利用其经济地位与中共发展经济关系，加深中国对日本和西方的贸易依赖，并设法利用中苏矛盾离间中苏关系，阻止二者结盟。当时在华的美国外交人员普遍认为：“我们看到太多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性，莫斯科在试图完全控制中国共产党方面面临着相当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很有可能抛弃共产主义阵营。”正是出于这种判断，美国决策者认为：“我们应当通过政治和经济的手段，警觉地利用中共与苏联之间、中共内外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与其他派别之间的一切不和”，最终导致出现一个“独立的中共政权”。直到美方人员完全撤出中国，他们都没有放弃过这种努力。
硬手段是拿“承认新政权”的问题做文章，迫使中共保证其在华特权。1949年2月3日，当艾奇逊获悉中共打算废除旧有的不平等条约时，即指示在华外交人员发表声明说：“中国新政府继承现存的中外条约义务是美国予以承认的前提。”随后，艾奇逊又提出了承认新中国政权的三个条件：（1）在事实上控制该国领土和行政机构，包括维持公共秩序；（2）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国际义务；（3）其掌权得到本国人民普遍接受。其中第二项显然是要逼中共放弃其曾宣布的“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政策，接受所有外国在华权益。…[详细]
尽管美国对如何应对中共政权的谋划还算精明，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开始关注如何建立一个稳固的新政权，同时对美英等国是否会出兵干涉中国内战颠覆新政权越来越担心。特别是1948年11月中共东北局安全部门报告称，在苏联配合下成功破获了一起美国间谍案，主要人犯是在美国“陆军联络团”和驻沈阳总领事馆直接指挥下进行间谍活动，毛泽东不可避免地会对美国更加警觉和敌视。在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即：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办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为此，不忙与美英帝国主义建立关系，不论是我们承认他们，还是他们承认我们。”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时说：“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很显然，毛泽东对发展中美关系没什么太大兴趣。
当然，出于对战局的考虑，尽管毛泽东对美态度冷淡，但也并没有完全拒绝与美国发展关系，因为中共要防止美国直接出兵干涉。斯大林曾专门就此问题致电毛泽东，他认为由于解放军很快会打到长江流域，威胁到英美等国的势力范围，为防范美英军队在解放军后方登陆，解放军进军南方时务必要抽调精锐部队调往各口岸，加强沿海的守备。同时，为了麻痹美、英等国，若它们放弃了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的话，中国民主政府不要拒绝同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更不要拒绝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中共中央很快对斯大林的建议做出了反映，他们对外宣布：“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还公开发表声明：“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而相对于对美国的高度警惕和并不急于得到西方国家承认，毛泽东对获得苏联的立即承认和支持抱有极高的期待。早在1948年4月毛泽东就说：“我们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不仅在国内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也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要有人支持我们才行，我们才能站住脚。……我是想要到苏联去，我们要求苏联政府承认我们的新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苏联能带个好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能这样做。”后来毛又表示：“我们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首先要争取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由此可见苏联承认在毛心中的重要地位。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强调：“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中国新政权的）巩固是不可能的。自然，我们受人帮助，也要时刻准备帮助别人，这就是国际主义。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可见，毛泽东对苏联的承认是非常在意并充满期待的。…[详细]
美国总统特使，经济合作总署署长保罗·霍夫曼、蒋介石和司徒雷登在晚餐招待会上。
本来毛泽东对美国就没什么好感，一则从香港传回来的消息更是彻底激怒了毛泽东，促使毛必欲除美国而后快。1948年12月4日，中共香港新华分社报告，美国《芝加哥母报》记者雷文和声称：“美国国务院目前之中心工作在于如何在中国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的力量。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就是政府中要有美国可以接受的反对派，以及允许美国在上海和青岛有驻军权。为此，美国务院的办法是：保留所有美国在中国之经营机关及人员，而不撤退；在某种方式下，承认新的联合政府；恢复与新中国的贸易和鼓励对新中国的投资，以及支持联合政府中非共产分子等。”报告称：“雷在香港频繁与民盟及其他中间人士接触，多方考察各民主人士与我关系，并且着重强调组成有效反动派之重要。”毛泽东阅后极为愤怒，当即批给书记处全体成员传阅。他写道：“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
据此，中共中央很快发出了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及新闻人员的态度的指示：“现时帝国主义外交人员及冒险分子都在寻找机会企图钻进解放区来，进行挑拨和破坏民主阵营的工作，我应严正地注视这一发展，并在适当时机用适我方式，揭露其阴谋，打破其幻想。故对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中要求进入解放区的外交人员、记者等，一概拒绝；各种问题，一律不予答复。对于坚持留在我解放区，包括今后留在平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的外交人员，只当外国侨民看待；对于留在这些地区的英国武官（连同原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内），因美国军官正在助蒋作战，故应以武装监视；对于留下来的外国记者，因其均为反共报纸或通讯社的记者，故亦不承认其为记者，不给以任何采访和发电之权，军管期间还应监视其行动，发现其有破坏行为，即予惩办直至驱逐出境。”如此强烈的反应，显然能看出中共对美英等国深深的敌意。1949年1月19日，中共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再度明确规定：“坚决否认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华代表及其机关的权利，其各种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一律没收，对美国武官必须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一律不予承认，概不给以任何采访发报之权。”
基于对形势的判断和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从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第一，在政治上，中共巩固和扩大反对美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反对美国唆使中国“中间势力”混入革命阵营、组织“反对派”要求否决权的计划，号召中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在军事上、思想上作好与美国进行直接武装对抗的准备。第三，在经济关系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第四，在关于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表示：“我们的革命是带反帝国主义性质的，帝国主义恨死了我们的革命，尤其是美帝在中国失掉了威信，它当然不会甘心。美帝的对华政策就是两手，一是帮国民党打我们，二是通过某些右派，甚至利用特务从我们内部破坏我们。从现在情况看，国民党失败后他们是可能承认我们的，这样他们就能够钻到我们内部来同我们作斗争了。因此，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应当不给他们这种机会。我们要等到中国全部解放了，我们已经站稳了脚跟，并且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基础统统搞掉，再说承认的话。”此即毛泽东“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据此中共决定“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第五，在具体策略上，为了避免给美国以干涉的口实，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严禁不经批准私闯外国使馆及有关外国驻华机构，并且要求保护美英等国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详细]
美国虽然想与中共改善关系，但其始终无法摆脱因意识形态形成的对中共政权的偏见，比如1949年1月19日杜鲁门就明确表示“我们的立场是不跟任何共产党政权打交道”。艾奇逊在5月13日电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我们应当强烈反对对中共政权无论是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的承认，以免政治上鼓励共产党，使国民政府沮丧”。恰在此时，中共在沈阳和南京等地又与美国使领馆发生了摩擦，这更加深了美国对中共的敌意：
第一件事，沈阳解放后，中共地方政府坚持在美国总领事馆的阅览室展示共产主义宣传材料，将其作为允许该阅览室开放的一个条件。美国驻沈阳、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外交官与国务院进行了激烈地讨论，决定宁愿冒关闭领事馆的风险也不向中共屈服。上海总领事卡伯特态度非常明确：“我们不能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在这些问题上的任何投降只能给中共的宣传提供更多的素材，而使美国新闻处的全部努力白费……如果我们在沈阳接受共产党的宣传，我们就会在中共控制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一再地被迫接受它。”
第二件事，1948年11月，一俟中共占领沈阳，就决定对当地的无线电通讯进行管制。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向美国领事馆发出通令，要求所有电台及其收发装置需在36小时之内上交军管会保管。如不上交，则电台将被没收，责任人将受到法律制裁。对此美国驻沈阳领事馆领事沃德并没有给予理会。最终，军事管制委员会不仅进入美领馆查收了电台及有关设备等，并且开始对美领馆实行封锁，断水断电并限制美领馆人员的行动自由，以期达到将其“挤走”的目的。此后，美国国务院与驻沈阳总领事馆失去了联系，这引发了一场美国与中共之间的外交危机。
第三件事，解放军占领南京后，第35军士兵在未请示上级的情况下进入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卧室并限制美国大使馆人员的活动。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1949年4月25日早晨，12名武装的共产党士兵冲击了大使馆，他们劝使中国门卫打开使馆大院大门，直奔使馆官邸后门。在那里，他们向服务人员询问了使馆内有多少中外人士以及大使的住处，然后立即登梯上楼，逼近大使卧室。此时大使尚未完全睡醒，共产党武装士兵的突然出现，使大使有些吃惊。当时这些士兵没有威胁大使。率先闯进房间的人讲话嗓髙声粗，怒气冲冲。随后进来的人显得较为有礼，说他们‘上来看看’。他们在卧室里转了几圈，检查了房子里的物什，并表示这里的一切最后将物归原主，属于人民。……1949年4月29日，在使馆办事处院里警戒的士兵4月28日曾一度禁止美国工作人员出入。但是，最后允许所有提出要求的人徒步进出，如果他们不携带东西的话。禁止携带食用品、自行车、女式大衣和手提包出门。”
这一系列摩擦当然就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1949年3月，艾奇逊对中共扣押沈阳使馆人员的行为提出抗议，要求取消“专横的限制”，停止“违背国际准则的”行动。艾奇逊认为“沃德事件使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成为不可能”。随后国务院发表了一项声明，称美国将继续保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不承认共产党政权，因为它蔑视国际义务。而对解放军进入司徒雷登卧室这一事件，美方认为中共“完全违背公认的关于对待领事人员的国际礼节和国际行为的准则”，这加深了美国对中共的敌意。
同时，这些摩擦也引起了中共的不满，比如对于在沈阳发生的事情，中共中央认为是美领馆蓄意滋事，以造成外交事件。1949年1月周恩来在谈到沈阳事件时说，“我们将把美国人牢牢控制起来，因为我们在同他们打仗，而未同别国打仗。美国人在颠覆我们的制度，因此，我们要在我们的国家把他们孤立起来”。此后，中共对美国的态度也更加严厉。…[详细]
美国大使馆的警卫站。1948年12月
尽管中共和美国都已经对改善关系不再抱有希望，但双方仍不得不硬着头皮相互接触，这是因为双方都还对彼此有所需求：中共方面一方面是根据斯大林“未来新中国的恢复和建设如果能够得到美国在经济上的某种帮助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的指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化解美国出兵干涉的风险；美国方面则是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并离间和破坏可能出现的中苏同盟。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拿下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等多国使节并未跟随国民党南下，而是都留在南京没有动，这历来被视为美国向中共释放善意的一种表现。但司徒雷登之所以决定留下，他考虑更多的还是利益问题：“（1）使团南移广州将会对侨民和长江地区的美国利益产生严重影响，美国侨民将认为美国政府无视他们及他们的利益。（2）共产党一旦横行于长江中下游城市，在南京的外交使团会对共产党有所影响，这将使他们颇为棘手。（3）留在南京也可能被共产党地方政权置之不理，嗤之以鼻。那时即可将关系恶化的责任归咎于共产党，而我们也不会失去跟随我们的中国朋友。”除此之外，司徒雷登还想通过与中共接触“加强中共内部的反苏派势力。”
但在随后的两个月中，双方进行过多次试探性接触，不但没有消除多少敌意，反而使双方芥蒂更深。因为双方的诉求相差实在太远，中共中央重视的是“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而司徒雷登实际上却相信：“只要国民党政府仍然存在并得到美国承认，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多半不会因为中共的军事胜利而迅速改变。”中共中央最重视的是美国“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而司徒雷登却暗示，美国的承认要视新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而定。这在共产党方面看来，其实就是要干涉中国的内政。难怪南京市委总结司徒雷登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联合政府内应吸收美帝走狗。”司徒雷登甚至要求中共“不实行共产主义、不与苏联结盟等”，以此作为改善中美关系的条件。同时，其秘书傅泾波也有意把中共领导人划分为“开明”和“教条”两派，明显地挑拨中共领导人关系，这些都越来越让中共无法容忍。此外，司徒雷登还特意提到了台湾主权归属问题，据中共代表黄华回忆说：“司徒雷登说，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曾允许将台湾交中国托管，待对日和约签订后归还中国，但对日和约因种种原因，特别是因美苏间存在误解，迟迟未召开，何时召开无法肯定。我说，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而且二战后台湾已经归还中国，决不容许国民党政府出卖台湾或外国政府借口和约另生枝节。”正是这些难以调和的矛盾，使得中共领导人彻底打消了与美国发展正常关系的想法。…[详细]
就在司徒雷登与中共代表接触之际，1949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由于斯大林从中国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对苏联带来的巨大利益，决定给予中共全面支持，因而这次访问大获成功，斯大林几乎答应了刘少奇提出的一切要求：1、新的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政府立即承认；2、苏联向新中国提供贷款、派遣苏联专家帮助中国经济建设、开展中苏贸易；3、斯大林答应中方的请求，租用苏联航空公司45架里-2型运输机，帮中共将部队从兰州运到乌鲁木齐，使其能够及时进军新疆。4、从1949年到1950年共从苏联进口各种飞机775架和大批各式武器装备，并答应帮助中国创建海军和空军。
苏联的这些承诺对中共而言显然是强有力的支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为了消除斯大林的疑虑，显示中共同苏联站在同一战线的决心，另一方面为了彻底打击国内可能被美国用以推翻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基础”，警告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间派”、“中间阶层”、“落后分子”、“自由主义分子”等，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新中国的外交将“一边倒”：“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这样中共确定了新政权的外交格局，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全力阻止中国成为“苏联附庸”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根据毛泽东既定的方针，新中国政府很快采取严厉措施打击美国政府在华势力。随着生存环境的恶化，美国驻华人员开始逐步撤离中国。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携傅泾波一行8人离开中国返美。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立即受到中共的强烈反响，毛泽东为此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五篇评论，对美国进行了严厉批驳。1949年10月31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因对中国雇员使用暴力而被拘押，随即沈阳市公安局再以间谍罪提起公诉。11月下旬，华德等人很快被分别处以数月徒刑，缓刑一年，然后驱逐出境。12月初，中共中央进一步讨论了“挤走”美国在华所有外交人员的策略，随后于1950年1月6日下令征用美国等国驻北京领事馆根据《辛丑条约》占据的旧兵营，最终迫使美国关闭了全部在华领事馆，并撤走所有政府人员。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使得中美的敌对更加尖锐和持久，中美关系由此彻底走进了死胡同。 …[详细]
晚年的司徒雷登（中）与他的秘书傅泾波（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