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曾在《革命的年代》一书中这样回忆当时延安的情形：从根据地的干部学校，从各种报刊宣传品，传播着一种革命的新话语，大家说着同一种语言，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就像毛泽东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同一话语中，人们互相激励，互相温暖。
著名学者艾思奇曾这样描述当时延安：“生活是极度的苦寒，所有的物质供应是在最低限度的水准上。”著名演员于兰于后来回忆说：即使延安的生活是那么苦，仍挡不住大家欢快的情绪。
实际上，开始之初，那些从大城市里来的知识青年，脱下时髦的西装、长裙穿起边区流行的八路装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作家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描述当时的情景：在延安的街上，没有高跟皮鞋，没有花花绿绿的绸衣服，女子同男子一样，穿深蓝布的军衣，有的还打起了绑腿。
曾到延安访问的美国人海伦斯诺回忆：在共产党人之中，你很难区分谁男谁女，只是妇女的头发稍长一些，但一些爱美的青年还是想办法来装扮自己。作家韦君宜这样回忆：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看书做凉鞋，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就变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
延安的物质生活虽很艰苦，但精神生活却十分多彩，当时延安有30多支秧歌队，几乎每个机关都有自己的合唱团，每个周末都有晚会，当时的条件也只能如此，难能可贵。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这样描述到：等到晚会，除非天下大雨或大雪之后，山路不好走，大礼堂总是挤满了人，从来不会有一个空座位。
曾有段时间延安还兴起了跳交谊舞，在延安采访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是倡导者之一，但却遭到了一些干部夫人们的抵制，她后来回忆到：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至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路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并说：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了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据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的记者鲁道夫后来回忆：初到延安，听说那里很冷会被冻死，军队的朋友送我一件皮大衣，后来我觉得并没有说的那么冷，天空中下着小雪很漂亮，这里的人民都很热情朴实，我很快就喜欢上这个地方，这真是个神奇而美丽的国度;大家对跳舞兴致很高，连朱德也来跳舞。
后来，“迪克西使团”用柯达公司刚刚问世不久的彩色胶片，拍摄了一部反映当时延安生活的纪录片，片子开头是这样写的：这里人们的最大魅力就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山洼里的年轻人都充满精力、活力。
实际上，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政党，得青年者、得知识分子者，得天下，无一例外。当时，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有300多万青年来到了茫茫大西北，并且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据社会学家孙本文后来在《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一书中统计：在那苦难奋斗的8年中，高级知识分子90%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50%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30%以上西迁。
有了青年，并且不屈、努力、坚持，这，就是中国抗战胜利之所在，中华民族希望之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