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学术界关于朝鲜半岛历史似有两大显学：一是北朝鲜政权研究；一是韩国史论研究。但时移世易，风向亦趋逆转，中朝友谊亿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近20年来，当意识形态的光环逊位于国家利益，中朝唇齿相连的赞誉已成为一种传说，当年汗牛充栋、韦编三绝的金日成亲华爱华的历史文献，还能存留下来不失价值的，恐怕多是那些事儿因人论人因事论事的考证罢。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巴基斯坦，这个与中国社会制度迥然不同的国家，自中巴结盟以来，直到今天，与中国的感情远超于意识形态而全天候亲密友好，患难与共、知恩图报，不离不弃。
这是很多人都很迷惑的地方。不同的社会制度，为何巴基斯坦是我们的巴铁？而同一社会主义阵营的中朝关系，曾经用鲜血凝成的友谊，为何到了今天却同床异梦，隔阂日益加深了呢？
客观的说，提到这个课题，少不了谈及中国的曾经掌舵人邓小平与他们的情感变迁史。
回顾邓小平的一生,就笔者考证所及,他无论在朝鲜半岛北方,还是南方,都曾受到人们的无比的尊敬。他一生也确实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邓小平也曾身体力行，为巩固与发展发展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精心培育的中朝友谊而不竭余力。
他一生四次访朝，四次赴朝意义各不同。第一次去平壤是1962年,他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不是中共中央主席）,奉命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朝鲜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热情的款待。金日成单独会见了他,在与他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中建立了私人感情；第二次去平壤是秘密之行,那是1964年春天,赫鲁晓夫已经下台,苏共召开了三月会议,如何看待苏共的走向,是摆在各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问题。此次访朝与金日成交换意见，尽管分歧严重，但不足影响两国深刻的友谊；第三次访朝则是邓的再度复出，时间是1978年9月9日,是朝鲜国庆30周年,亦是毛泽东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当时，金日成很重视邓小平的来访,活动中一直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
更重要的是,在大型活动结束后,金日成特别提出,希望与邓小平单独会谈,目的是在中国领导政权交接之际巩固中朝关系。为此，在金日成的苦心安排下，邓在咸兴受到8万群众的夹道欢迎！1982年4月,邓和胡耀邦访问朝鲜,表明中国高度重视与朝鲜的传统友谊，定格为“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时邓小平已78岁高龄,亦是他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此后，两国关系日见微妙。标志性事件是中韩关系开始出现解冻与接触，不过，凡有较大的行动，中国给足朝鲜面子，邓小平都责成外交部主动向朝方解释与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