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探索网,武汉律师网,武汉律师,律师网,人民,法律,律师

11年来，有200多位袖珍人做过“小人国”的“臣民”。在这个位于昆明远郊的主题公园里，他们与“跟自己一样的人”一起演出，生活。对于他们而言，“小人国”并不是袖珍人的乌托邦，而是对于现实的一种长久或短暂的选择。

成为“小人国”的“臣民”需符合3点要求：成年，身高低于1米3，生活能够自理。“越矮越讨游客喜欢”是这里的生存法则。有人初来时身高1米2，两年后长高了20厘米便遭到游客举报，只能从演出人员转去景区内的商店工作。

11年来，有200多位袖珍人做过“小人国”的“臣民”。在这个位于昆明远郊的主题公园里，他们与“跟自己一样的人”一起演出，生活。

有些“臣民”在这里安家，一心过好“小人国”里的日子，不再想外面的世界。也有年轻女孩离开这里，到“大人国”去挽回爱情，虽然结局只是一句“还是回到你的群体去吧”。也有人想攒够钱就赶快逃离“小人国”，他厌烦了这里的日复一日与闭塞，想要出去闯荡，“就算失败了，我也得去失败一下啊”。

对于他们而言，“小人国”并不是袖珍人的乌托邦，而是对于现实的一种长久或短暂的选择。

柴可夫斯基的《四小天鹅舞曲》响起，舞台上，6个平均身高不足1米2的“袖珍人”开始排练。他们上下摆动着手臂，模仿天鹅舞动翅膀的动作，又背过身去，撅起屁股，伴着节奏左右扭动。等演出服到齐，不论男女，都将穿上白色的纱裙、丝袜和芭蕾舞鞋登台演出。

他们的舞姿并不标准，也不整齐——当然，这些要求在这里没那么重要。在表演者看来，自己被选中很可能是因为“跳起来比较搞笑”。

这里是“小人国”，一个距离昆明市中心约40公里远的“主题公园”，演员们在这里工作，也在这里生活。

提到“演员”这个称呼时，“小人国”的创办者陈明敬马上纠正我——应该把他们称作“臣民”，“这样称呼，他们更有自豪感、尊严感”。在陈明敬的介绍中，“小人国”现在有56位“臣民”，他想要继续扩建这里，最好将臣民增至千人，因为“景区规模越大，产生的旅游价值就越大”。

每日在“凯旋广场”参演两场持续1小时的演出是“臣民”们的主要工作。演出中，危险的杂技和搞笑的舞蹈是收获观众掌声最多的节目。

上午11点半，31岁的李应安出场。他在1分半钟内快速呼气，将一条10米长、上面站着两位“臣民”的水管吹鼓，紧接着，扎在水管另一头的医用橡胶手套被他应声吹爆。

表演结束回到休息区的李应安面部发红，腮帮子和耳朵鼓膜有些疼痛。

杂技表演已比几个月前“温和”许多。以前，李应安还会表演脚踩钢刀、脖子缠钢丝，因有游客认为太过危险，这些演出被叫停。李应安喜欢这种由高难度，甚至是危险带来的成就感。眼下，“小人国”里会演杂技的只有4人，“别人会觉得我特牛，这让我感觉很好。”李应安说。他学习杂技表演的另一个原因，是每月可以获得额外500元奖金。

熊忠国在这天担任“小人国”里的“侍卫”一角。在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里，他将骑着小矮马，护送“国王”从观众席走过，登台表演。他曾是上一任“国王”，后来因为平日参与的工作太多而“卸任”。

驯养野猪是熊忠国演出之外的任务。今年3月，在园区买来两头野猪后，熊忠国每日需在午休和晚上下班后给它们喂食两次。不下雨的日子，他会试着骑一骑野猪，可刚一骑上去，野猪就开始原地转圈，把他甩下来。

几个月过去，现在的熊忠国可以骑在野猪身上坚持转上六七圈。等野猪再听话些，他将骑着它们去演出——不过，这并不是熊忠国几个月来埋头驯服野猪的最重要的动力，不论是台上还是台下，几乎每天他脑子里都在琢磨着自己那部还未开拍的电影，他想：学会了骑野猪，或许以后自己拍电影时也能用得上。

伴随着低沉的音乐，熊忠国护卫着“国王”向舞台靠近，观众陆续从座位上站起，跟随队伍向30米开外的舞台围拢过去，他们将手机对准“国王”军队，为了寻找最佳拍摄角度，有些观众的手机甚至快要贴到熊忠国的脸上。

在李应安看来，一些游客似乎把这里当成了动物园，演员们就像是可以随便耍的猴子。曾有演员被游客一把拉住要求合影，他没有配合，走开了，不久就收到了游客的投诉。演员们有时也会觉得游客的举动很奇怪——他们好像认为演员们不会说话，常以打手势，或是“嘿”、“诶诶诶”等拟声词交流。“大家都是人，我们又不是什么‘东西’。你不尊重我，难道我还对你嬉皮笑脸的？”李应安说。

在一个旅游出行类软件上，5000余条对小人国的评论里，有近千条为低分：“小矮人太拽了，根本不好玩”，“小拽人，不给拍照还撒腿就跑”……

自5月起，随着景区扩建，景区管理层提出服务升级，要求“臣民”“无条件服从游客”。景区经理随时都能通过“小人国”内的监控观察他们的举动——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凯旋广场”分布着7个摄像头，一旦出现不符合规定的行为，便有扣工资的风险。

自2009年陈明敬创立“小人国”以来，有200多位“袖珍人”到过这里，有人在这里安了家，有人离开，也有人走后又回来。

现在，留下来的56位演员尽量“调节自己的心态”。“毕竟从事的是服务业，游客做出一些不尊重自己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擅长杂技的李应安说。也有演员认为自己早就想开了，“和游客吵架还得扣工资，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

对于外人的眼光和态度，“侍卫”熊忠国没有那么在意。对他而言，尽可能在“小人国”多学些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景区决定拍摄情景短视频，提高“小人国”在网络上的话题度。熊忠国在一场拍摄中扮演对公主有非分之想的土匪。他穿着模仿印第安土著的儿童版豹纹印花演出服，上半身只遮住胸部，下半身穿着短裙，做出打斗的动作时，一不小心就有走光的风险。为了突出他的恶人身份，工作人员还用马克笔在他左脸画上了一颗五角硬币大小的“麻子”和一道长长的“疤痕”。

没有戏份的时候，熊忠国喜欢凑在摄影师跟前，试着按动单反相机上的按钮，又学着摄影师的姿势，拿着手持稳定器来回跑动——他打算攒够3万元，就辞职去自导自演一部电影。熊忠国目前有3000多元存款，以他目前每月1500元的工资，攒够拍摄电影的费用至少还得花上两年时间。

“别在这捣乱，碰坏了设备把你押在这儿几辈子都还不完”，其余的演员提醒他。

下午5点，第二场演出谢幕。演员们在“小人国”景区内的工作结束后，回到属于自己的“小人国”。

“凯旋广场”成了电动滑板车“车手”们的炫技舞台。19岁的魏永斌是“小人国”公认的优秀车手，心情好的时候，他喜欢骑着滑板车从稍远处的斜坡上顺势滑下，双手脱把，高高举起。“漂移，来一个！漂移，来一个！”大家开始起哄。他径直向人群滑下，一个急刹车，熟练地操作车头翻转近180度。刚下过雨的地面有些湿滑，魏永斌往边上趔趄了几步后，最终成功完成动作。“哇”，“老铁666”，大家鼓起掌来。

自有人购入第一辆滑板车开始，不到一年时间里，“小人国”里陆续有一半的演员购置了滑板车。李应安总结，“在小人国，一有人干点新鲜事，大家就喜欢跟着一窝蜂地上”。

今年三四月，“小人国”因疫情停业时，李应安常约上六七人，骑着滑板车，排成一字队形去附近山头郊游。滑板车在山路上变成了“越野车”，布满大石坑的土路上，有人不小心摔跤，“滚的也有，翻的也有，好玩得很”。

去年，大家还在宿舍楼后头的荒地上开垦，种上了黄瓜、豇豆等蔬菜，一下班便集体去地里干活，天黑了就打着灯继续干，李应安的手还因干活太卖力而起了泡。就连买手机也都是“一窝蜂”的。前年，他们一个月内在附近镇上同一家商店买了8台同款手机，那时候，老板一见着他们就高兴。

最近，大家的兴趣点又转移到了考C5驾照上。在“小人国”待了10年的赵斌文在学成后，分期买了辆10万余元的SUV，又花5000多元在方向盘处加装了可用手操纵的刹车和油门装置。李应安也已拿到驾照，他向我强调，“我们的驾考和你们完全一样，得从科一考到科四”，他科二、科三都拿了满分，还是“一把过”。魏永斌的梦想最近也跟着变成了学驾照、买车，休假时候带家人出去玩。

魏永斌的另一个愿望，是希望能在“小人国”遇到自己的另一半。如今“小人国”里成了8对夫妻，李应安在4年前结婚，同在“小人国”工作的妻子比他小6岁。妻子的父母在昆明工作，结婚时，夫妻俩在昆明的酒店摆了25, 桌酒席，还包了辆60座的大巴，把小人国的同事们全部接到酒店吃饭。今年下半年，李应安计划着带媳妇回趟西安老家，给老家的亲戚们再摆上一次酒席。

初夏，昆明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一个雨过天晴的傍晚，淡粉色的夕阳还未褪去，李应安坐在宿舍二楼天台的藤椅上和朋友们闲聊，八卦着“小人国”里哪俩人又互相看对眼了，也聊起最近北京新发现的新冠疫情。天台另一边的角落，三个女生轮流拿着胶囊式话筒，在手机唱歌软件上唱着网络歌曲。从天台望下去，魏永斌和朋友们在宿舍楼后球场上练习投篮，篮球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碰到篮筐后弹开。“让开，看我的”，有人捡起篮球，准备发力。

刘蕊和几位女生在一旁观战。至今，她仍清晰地记得7年前刚到“小人国”的那个下午。收拾完床铺，刚过完18岁生日的她和父母来到凯旋广场的观众席观看演出，几个“和她一样”的男孩趁休息间隙跑来围着她，连珠炮似的发问，“你是袖珍人还是侏儒？“你从哪儿来？”“多大了？”“是不是要来小人国上班？”……

那时，刘蕊才知道，原来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自己一样的人”。

提及外面的世界，“小人国”的演员习惯用“大人国”来指代。对于来自“大人国”的人，他们称呼为“正常人”。

和“正常人”谈恋爱，在“小人国”的多数人看来，是件“有面儿”的事。

刘蕊当时的男友在“小人国”里的奶茶店工作，1米75的个头，比她小6岁。2018年5月的一天，男友在QQ上跟她表白。刘蕊问了他两个问题，“会在意年龄和身高的差距吗？”“会在乎别人的眼光吗？”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刘蕊决定和他在一起。

男友父母得知此事后极力反对，将他的工作调至昆明市区。为了能离他近些，刘蕊辞去了“小人国”的工作，决定到“大人国”去。

刘蕊记得，在“小人国”时，男友对自己十分体贴。怕刘蕊上班辛苦，男友常带着零食去候场室看她，甚至还在她下班后背着她回宿舍。来到“大人国”后，男友似乎变了个人。和朋友们聚餐时，男友常和兄弟们聊在一起，把刘蕊晾在一旁。两人开始经常吵架，刘蕊稍一多嘴，男友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在刘蕊看来，男友还是要面子，“在‘小人国’，身边人都和我一样，一到外面，身边都是‘正常人’了，他肯定会在意外人的眼光”。

他们在去年年底分手，结束的场景并不体面。男友父亲来到二人合租的地方，帮儿子收拾好行李，搬去了刚搬迁的新家。在离开前，男友父亲劝告刘蕊，“你一个女孩子独自在昆明也不容易，还是回到你的群体去吧”。

在“小人国”待了近10年，李应安也有过要出去的想法。入职刚满1年时，在朋友介绍下，23岁的他打算去日本环球影城工作。当时，李应安在“小人国”的工资为每月500元，日本的工资是这里的十倍。

通过了线上面试，李应安背上双肩背包，拖着大皮箱，清空了宿舍里的生活用品，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回老家，准备办理护照。

回家后，父母并不支持他的计划，不放心他一个人出远门。李应安也开始打退堂鼓。职高一毕业，他就开始在“小人国”工作，出过最远的门就是从家去昆明，现在要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的地方，自己也担心会出事。在离开“小人国”时，他也给自己留了退路——他没向景区管理方提辞职，而是以休假为由回的家。

在家待了一个月零3天后，李应安还是决定回昆明，在“小人国”踏实干，多学些跳舞、主持、杂技的技能，有机会的话，就为自己找到另一半。

之后的几年，为了更高的工资，李应安也动过出去的念头，但从没真正行动过。他时常听说离开“小人国”的演员在外被骗，被拖欠工资，担心自己无法应付这些。

熊忠国曾在“大人国”被骗。来“小人国”前，他在云南、贵州等地做跑场歌手。从2012年一场50元的价格做起，5年后，熊忠国最高的出场费达到3000元，每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赶上春节期间的旺季，他一个月接五六场活，能赚1万多块。跑场5年，他攒下了十多万存款。那时候，熊忠国一个人租了间3000元一月的房子，还时常能帮衬在家务农的亲戚。

但他不满足跑场歌手的工作，希望能出道，进军娱乐圈。2017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位在跑场时相识的鼓手，这位鼓手告诉熊忠国，自己认识艺人经纪人，可以帮他进行包装。在熊忠国前后支付了11万费用后，鼓手消失了。

那时候，熊忠国几天几夜睡不着觉，跑场的工作也暂停了。直到2019年初，他在网上看到“小人国”将拍摄电影的消息，在问清楚拍电影不会额外收费后，来到了“小人国”。

在“小人国”呆了一年后，熊忠国对自己目前的状态并不, 满意，“‘小人国’里的日子像是复制的，明天会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都能想象得出来”。

初次见面时，熊忠国指了指脚上满是污泥的帆布鞋向我解释，自己并非不爱干净，而是由于喂养野猪的任务，特意在上班时间只穿这一双鞋。但他又自顾自念叨：来到“小人国”后自己的确变懒了，甚至说话都没有以前利索。

熊忠国觉得，“小人国”的生活闭塞，学不到新东西，无非是在“混日子”。“小人国”的杂技演员表演高空走钢丝时手里需拿着平衡杆，熊忠国以前跑场时见过有人不拿杆表演，他把这事告诉大家，“他们不信，都觉得我在吹牛”。

“外面的世界怎么样跟我关系不大，我在‘小人国’把日子过好就是了”，李应安决定适应这里的生活。夫妻俩每月工资加起来目前有近7千元，在他看来，这也能为将来养老攒下些积蓄。

至于是否打算要个孩子，李应安在犹豫很多次后，还是决定放弃。他不希望孩子和自己一样。在他看来，来“小人国”工作，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不希望孩子“重蹈覆辙”。要是孩子发育正常，李应安又担心孩子无法接纳自己，“孩子心里总会有个疙瘩：为什么别人父母都是高高的，就自己父母小小的？等孩子长得比我高的时候，他可能会想，你这样子还好意思管我？到这时我就不知该怎么办了”。

今年5月，刘蕊回到了“小人国”。和男友分手后，她回到黑龙江老家，打算找份美甲工作。因为疫情，这个计划一直未能实现。5月初，她从黑龙江来昆明看望市区和“小人国”的朋友，按原本的计划，她会在昆明待上小半个月，然后回家继续寻找工作。

“小人国”的朋友们留住了她。“姐，考虑得怎么样了？”“快回来吧！”“要是回来觉得买生活用品不方便，我可以骑车帮你去买”，在昆明市区时，魏永斌每天都会给刘蕊打去三四个视频电话，催促她赶紧“回娘家”。平日有些抠门儿的熊忠国也花20多块给刘蕊买了袋零食，“下了血本”。

阿凤是刘蕊在“小人国”最要好的朋友，两人的许多衣服都是同款。回“小人国”后，阿凤陪她住在两人间的宿舍。刘蕊形容自己是“小黏糕”，一到后半夜，她就爱跑到阿凤床上和她一起睡。在“大人国”，刘蕊也有些“正常人”朋友，但她总觉得她们是出于同情才对她好，“不是那种真心对真心，平等交流的朋友”。

刘蕊觉得自己终究还是要离开这里。“小人国”养不了自己一辈子，“毕竟这里也是想靠我们赚钱，等我老了，演不动了怎么办？”她还是希望能攒些钱，回老家开美甲店，从事让自己变美的工作。

熊忠国也一直琢磨着当艺人、拍电影的事。他坚持写歌，写剧本。“我是一只残疾熊，残疾不残废”，熊忠国在一首歌里写道。前不久，他花600元找人为他的歌做了份伴奏，他对这份伴奏并不满意，打算等手头宽裕些，再找收费3000元的音乐人重新制作。

下班后的大多数时候，他喜欢独处。为了方便创作，他搬离了宿舍，景区门口一处废弃的木板房成了他的家。在床头板凳上，一架花646元在拼多多上买的无人机被小心地放置在盒子里，上面还盖了条遮尘的毛巾。

疫情后，熊忠国的工资从原本的3000元降到了1500多元。为了攒钱，他把每个月的生活费控制在300元内。他嫌“小人国”里6元一碗的米线作早餐太贵，自己买了小锅，早上煮点挂面，拌上老干妈了事。大家花2000多元买滑板车，熊忠国用160块买下了同事淘汰的“三手车”。

关于未来，他目标明确：等攒够需要给摄影师的三万元费用，就出去筹拍电影。他的电影剧本原本是关于他帮助一位哑女治好疾病的故事，后又修改成由他拯救一个被拐骗到山里的公主。在这两个故事结尾，两位女生都同他结成夫妻，“帮助别人，自己也会得到回报”是他希望传达的主题。

拍电影的准备工作已经在进行中：他花2000元定做了20件苗族特色的演出服，也找到了40名参演的演员——都是他村里的朋友，可以无偿参与拍摄。

熊忠国希望能做件“独一无二的，由自己创造的”事儿，“我今年29了，再不出去闯以后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就算失败了，我也得去失败一下啊”。

他不喜欢同“小人国”的朋友们谈论自己的梦想。一个饭局上，有人调侃他晚上常在小人国旁的水库边唱歌练声，“唱得嗷嗷的，声音又尖又细，分不出是男是女”，全场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