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嘉靖皇帝要重录《永乐大典》?“御外侵,修边墙;抗倭寇,安海疆。”是嘉靖皇帝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御外侵,修边墙,是补修长城和防御工事,主要对付北方蒙古鞑靼部的俺答、把都儿等;抗倭寇、安海疆,则是清剿倭人海盗、安定东南沿海地区,戚继光也由此声震海外。
明中叶,蒙古鞑靼部兴起,统一了蒙古各部,至俺答汗时,势力强盛,屡次率军骚扰内地。当时,明朝边将为保官升职,将诸边军粮大半贿赂了当朝内阁首辅严嵩。以致军士饥疲,无力抵抗蒙古鞑靼部的骚扰。驻在边关的兵卒,一方面忍受不了将领们克扣军粮,另一方面也厌恶了频繁的战斗,因此,经常爆发边卒哗变。搅得明朝北边几乎没有安宁过。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鞑靼部俺答汗率军,长驱直入北京郊区,烧杀抢掠数日,满意而去,史称“庚戌之变”。
蒙古部据河套,不时寇掠诸边,成为危害明朝政权的心腹之患。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条上复套之议,内阁首辅夏言襄赞其事,给予了全力支持,后来,因种种原因归于失败。虽然议复河套功亏一篑,赞决其事者又罹杀身之祸,但此一重大事件对明朝的政治、军事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东南沿海,海防十分空虚,一些重要地段的士兵,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战船十存一、二。致使日本海盗大举进犯。仅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所以,嘉靖帝在位的四十多年间,是东南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但最后,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涌现了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著名抗倭将领,成功捍卫了明帝国海疆安定,有力打击和扑灭了倭寇侵扰和海盗疯狂掠夺行为。
在嘉靖皇帝执政的四十五年,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的时期,“一般认为是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发展的、纺织品和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化繁荣和思想活跃的时期,“开了晚明和清代严密的、批判的学问的先河”。
“恤士民、赈灾荒”,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中,体恤民情,减免赋税,赈济灾荒达一百余次。
在依律量刑上,嘉靖皇帝尝谕辅臣:“近连岁因灾异免刑,今夏当刑科三覆请旨。朕思死刑重事,欲将盗陵殿等物及殴骂父母大伤伦理者取决,余令法司再理,与卿共论,慎之慎之。”
“振灾耕,励蚕桑”,嘉靖皇帝曾亲自到南郊耕田励农,皇后亲自到北郊养蚕,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嫔妃、宫女们都参加了。
“振经济,兴市场;理河道,修堤防”,在嘉靖年间,贸易市场发展了,就连医生与药店也分营了,税务在国计民生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服匠役的劳动力可以用银两抵换,这是低级形态的劳动市场。嘉靖皇帝还亲令朱裳总理河道,采纳了曾省吾《修堤防疏》和《天下郡国利病疏》。
明代中期的商业有过空前的繁荣,全国崛起许多商业发达的城市和圩镇,水陆商路四通八达,产、 运、销俱旺,到嘉靖初年臻于极盛。但是,商业的兴盛,也激起包括皇帝及各级勋贵的贪欲.皇帝营建"大工"、皇族毁商霸产、一笔又一笔永不偿还的巨大的"商欠"、以特权强权为后盾的官店、皇店、藩店、卫店、绅店的垄断经营、强权"和买取物",以及对民间商业的重税盘剥,都对此时商业的继续发展构成威胁和破坏。加之嘉靖嗣位以来政治形势的恶化,以及"南倭北虏"的入侵与直接破坏,使得原本兴盛活跃的商业,太为萎缩,商道淤塞,到嘉靖中后期,全面陷入衰败的境地。
嘉靖时期,皇帝对国家祭礼进行了全面的变革,旨在追崇其父兴献王,塑造帝系正统,为自己藩王入主大统“伦序当立”的合法性作礼义上的论证。祭礼改制伴随着大批郊、庙等祭祀之所的建设,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同时,祭礼改制,也激起了官僚体制内部的权力之争。可以说,嘉靖祭礼改制对当时政治、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大礼议”的过程中,出现了《大礼奏议》《大礼集议》《大礼纂要》《大礼要略》《大礼全书》《明伦大典》等,紧扣议礼而进行的系列礼书编纂活动,从个人倡导到国家行为,最终《明伦大典》以国家政典的形式刊行,为“大礼议”进行了一次官方理论总结,成为打击反对派、传播“大礼”定论的工具,显现出了朝内政争与官方史学之间的特殊联系。
“兴土木,修殿堂;兴文化,建学堂”,既修了劳民伤财的宫殿陵墓,又修了维护朝廷秩序的内阁阁房,同时,近三十次拨款修建书院。嘉靖皇帝重视发展教育,尊重孔子及孔子门生,在全国各地兴建书院。嘉靖皇帝也重视文学艺术,谕示勘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使当时的白话小说和戏剧传奇创作得到了繁荣。此外嘉靖皇帝的文学素养较高,他的诗词写得较好,是历代帝王少见的。
嘉靖年间出现了一批思想家和哲学家,出现了许多优秀文人、学者和文学流派,出现了不少胸怀理想信念、不惜以死相谏的诤臣,都与皇帝的涵养人才相关,与其所实施的政治宽松相关。这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整理出版的时代,是《金瓶梅》和《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等小说戏曲杰作写作的时代,明代中晚期思想文化的繁兴,是从嘉靖时期开始的。
《永乐大典》有两个版本,人们习惯于把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称为正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现在所能见到的都是明嘉靖副本。《明实录》等大量文献记载的确切史实指出,《永乐大典》是嘉靖帝“殊宝”爱之的珍品。他登基以来,更将其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宫中意外失火,嘉靖立即命左右登上文楼,抢运出《大典》,一夜中竟下谕三四次,焦急失态,足见《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
宫中火灾,危及文楼。火灾之后,嘉靖皇帝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重录副本直到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方告完成,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正本移放到文渊阁,明亡之后下落不明。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