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嘉靖皇帝要重录《永乐大典》？“御外侵，修边墙；抗倭寇，安海疆。”是嘉靖皇帝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御外侵，修边墙，是补修长城和防御工事，主要对付北方蒙古鞑靼部的俺答、把都儿等；抗倭寇、安海疆，则是清剿倭人海盗、安定东南沿海地区，戚继光也由此声震海外。

明中叶，蒙古鞑靼部兴起，统一了蒙古各部，至俺答汗时，势力强盛，屡次率军骚扰内地。当时，明朝边将为保官升职，将诸边军粮大半贿赂了当朝内阁首辅严嵩。以致军士饥疲，无力抵抗蒙古鞑靼部的骚扰。驻在边关的兵卒，一方面忍受不了将领们克扣军粮，另一方面也厌恶了频繁的战斗，因此，经常爆发边卒哗变。搅得明朝北边几乎没有安宁过。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鞑靼部俺答汗率军，长驱直入北京郊区，烧杀抢掠数日，满意而去，史称“庚戌之变”。

蒙古部据河套，不时寇掠诸边，成为危害明朝政权的心腹之患。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条上复套之议，内阁首辅夏言襄赞其事，给予了全力支持，后来，因种种原因归于失败。虽然议复河套功亏一篑，赞决其事者又罹杀身之祸，但此一重大事件对明朝的政治、军事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东南沿海，海防十分空虚，一些重要地段的士兵，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战船十存一、二。致使日本海盗大举进犯。仅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所以，嘉靖帝在位的四十多年间，是东南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但最后，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涌现了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著名抗倭将领，成功捍卫了明帝国海疆安定，有力打击和扑灭了倭寇侵扰和海盗疯狂掠夺行为。

在嘉靖皇帝执政的四十五年，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的时期，“一般认为是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发展的、纺织品和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化繁荣和思想活跃的时期，“开了晚明和清代严密的、批判的学问的先河”。

“恤士民、赈灾荒”，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中，体恤民情，减免赋税，赈济灾荒达一百余次。

在依律量刑上，嘉靖皇帝尝谕辅臣：“近连岁因灾异免刑，今夏当刑科三覆请旨。朕思死刑重事，欲将盗陵殿等物及殴骂父母大伤伦理者取决，余令法司再理，与卿共论，慎之慎之。”

“振灾耕，励蚕桑”，嘉靖皇帝曾亲自到南郊耕田励农，皇后亲自到北郊养蚕，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嫔妃、宫女们都参加了。

“振经济，兴市场；理河道，修堤防”，在嘉靖年间，贸易市场发展了，就连医生与药店也分营了，税务在国计民生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服匠役的劳动力可以用银两抵换，这是低级形态的劳动市场。嘉靖皇帝还亲令朱裳总理河道，采纳了曾省吾《修堤防疏》和《天下郡国利病疏》。

明代中期的商业有过空前的繁荣，全国崛起许多商业发达的城市和圩镇，水陆商路四通八达，产、 运、销俱旺，到嘉靖初年臻于极盛。但是，商业的兴盛，也激起包括皇帝及各级勋贵的贪欲.皇帝营建"大工"、皇族毁商霸产、一笔又一笔永不偿还的巨大的"商欠"、以特权强权为后盾的官店、皇店、藩店、卫店、绅店的垄断经营、强权"和买取物"，以及对民间商业的重税盘剥，都对此时商业的继续发展构成威胁和破坏。加之嘉靖嗣位以来政治形势的恶化，以及"南倭北虏"的入侵与直接破坏，使得原本兴盛活跃的商业，太为萎缩，商道淤塞，到嘉靖中后期，全面陷入衰败的境地。

嘉靖时期，皇帝对国家祭礼进行了全面的变革，旨在追崇其父兴献王,塑造帝系正统，为自己藩王入主大统“伦序当立”的合法性作礼义上的论证。祭礼改制伴随着大批郊、庙等祭祀之所的建设，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同时，祭礼改制，也激起了官僚体制内部的权力之争。可以说，嘉靖祭礼改制对当时政治、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大礼议”的过程中，出现了《大礼奏议》《大礼集议》《大礼纂要》《大礼要略》《大礼全书》《明伦大典》等，紧扣议礼而进行的系列礼书编纂活动，从个人倡导到国家行为，最终《明伦大典》以国家政典的形式刊行，为“大礼议”进行了一次官方理论总结，成为打击反对派、传播“大礼”定论的工具，显现出了朝内政争与官方史学之间的特殊联系。

“兴土木，修殿堂；兴文化，建学堂”，既修了劳民伤财的宫殿陵墓，又修了维护朝廷秩序的内阁阁房，同时，近三十次拨款修建书院。嘉靖皇帝重视发展教育，尊重孔子及孔子门生，在全国各地兴建书院。嘉靖皇帝也重视文学艺术，谕示勘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使当时的白话小说和戏剧传奇创作得到了繁荣。此外嘉靖皇帝的文学素养较高，他的诗词写得较好，是历代帝王少见的。

嘉靖年间出现了一批思想家和哲学家，出现了许多优秀文人、学者和文学流派，出现了不少胸怀理想信念、不惜以死相谏的诤臣，都与皇帝的涵养人才相关，与其所实施的政治宽松相关。这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整理出版的时代，是《金瓶梅》和《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等小说戏曲杰作写作的时代，明代中晚期思想文化的繁兴，是从嘉靖时期开始的。

《永乐大典》有两个版本，人们习惯于把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称为正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现在所能见到的都是明嘉靖副本。《明实录》等大量文献记载的确切史实指出，《永乐大典》是嘉靖帝“殊宝”爱之的珍品。他登基以来，更将其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宫中意外失火，嘉靖立即命左右登上文楼，抢运出《大典》，一夜中竟下谕三四次，焦急失态，足见《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

宫中火灾，危及文楼。火灾之后，嘉靖皇帝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重录副本直到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方告完成，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正本移放到文渊阁，明亡之后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