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在汤尔和家中集会，讨论因媒体大加渲染的陈独秀嫖娼案而引发的风波。
近代中国有关政治人物的公德和私德问题,胡适先生对陈独秀先在北京八大胡同嫖娼的一事就有他的说法:
胡适终身都相信，倘若陈独秀一直留在北大、生活在那批信奉自由主义的“老朋友”中间，是不会思想严重左倾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如不离开北大，后面的事情便都不会发生。倘仍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应当不会去独自散发传单；即使去散发传单，以北大文科学长的身份，恐怕也不会轻易被捕；即使被捕了，出狱后仍可回到北大。
因此，离开北大是陈独秀个人人生道路的大转折，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转折。而这一切，都起因于1919年3月26日夜在汤尔和家中召开的会议。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胡适便对这夜的会议永不原谅。16年后，胡适与汤尔和就此事在信中展开争论。谈到“3·26会议”时，胡适认为这个夜晚太神奇，太有魔力了。他愤愤地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同时，胡适主张把“公德”和“私德”分开，他在信中说：“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但在汤尔和看来，无论留在北大与否，陈独秀本人的个性，都决定了其思想必然走向左倾，甚至担忧胡适等人非但不可能影响陈独秀，而且反有受陈独秀影响的可能。
北洋政府在国家动乱时期尚能平和地处理此等政治人物的诽文,现在中国人是否能比当时更宽容些政治人物的私德!
这个中国史上最神奇的夜晚，改变了中国四千年的走向，也成为世人争论不休的、永久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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