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登陆 ★ 注册会员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在线阅读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信息详细
 

屈原与他的楚辞时代

 

转载、《北京晚报》

分类: 文史
屈原与他的楚辞时代
 橘颂    吴世民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大诗人,2020年是他诞辰2360年。

    每到端午节,很多人都会想起他,说“正是因为屈原,我们才有了三天法定假日”。或许还会说到《离骚》、说到“楚辞”,仿佛这就是屈原的全部了。这么想并没有错,可惜不太全面。

    “楚辞”二字的出现,最晚也是在西汉时期,《史记·酷吏列传》有言:“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大意是说,最初,长史朱买臣是会稽人,攻读《春秋》,庄助让人向皇帝推荐他,朱买臣因为精通“楚辞”,与庄助都得到皇帝的青眼相待,从侍中升为太中大夫,当权管事。由此或可见汉代“楚辞”之盛。

    汉成帝时,刘向奉命整理皇家图书,辑录类似“屈原离骚体”的辞文成集,名曰《楚辞》,收录屈原、宋玉、王褒、贾谊、严忌等人的辞赋以及刘向自己的作品《九叹》,今传有十七卷本,即王逸《楚辞章句》。其中明确为屈原的作品有《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天问》《远游》《卜居》《渔父》四篇,共计七卷二十五篇,自此“楚辞”不仅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也是一部诗歌集的名称了。《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对中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中国文学史上常以“风”“骚”并称,“风”是指《诗经》,“骚”是指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出于对这位中国“文学之祖”(刘师培语)的尊敬,后人把“楚辞研究”“楚辞学”又称为“屈原研究”或“屈学”,以个人的名字代表一个时代的文体和文风,屈原是第一位。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云“屈原赋二十五篇”,这是后人研究屈原最直接的信史依据。

    然而最早为屈原立传的人却是司马迁,他在传记中写道屈原“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却因此遭到嫉妒。被贬后,依然满怀赤诚,“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但屈原最终也没能使怀王觉悟,在不能为国尽忠效力、“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情况下,他表示“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最终抱石沉江……继《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后,汉代的贾谊、刘安、刘向、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都有不同的论述。不过,近人胡适却认为“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曾生在秦汉以前”,在他看来,司马迁和《史记》不大靠谱,那么,是两千年后“大胆质疑”的胡适可信?还是同属于汉代的贾谊、班固等人可信呢?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司马迁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淮南王刘安赞屈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说屈原“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一千个人读屈原,就有一千种感觉。专家学者也好,一般读者也罢,每个人的感觉都是真实的存在、平等的存在。我们不要因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自媒体”“非主流”的出品,就否定其历史价值;也不要因为胡适的鼎鼎大名,就放弃自我的思考和判断,毕竟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文学家都是通过其作品来证明的,屈原也不例外。

    首先,屈原的楚辞作品不是历史,而是文学作品,即便是“带有自传性质”的文学作品,也不是信史。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去说,《离骚》中的“灵均”是屈原。《离骚》的确有很多“牢骚”的成分,但屈原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大爱”,把爱国的“牢骚”化作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抒情诗,乃至成为他的代表作,这在古今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屈原开创性地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将神话传说与幻想交织起来,恢宏壮丽地抒写出满腔怀乡爱国的情绪,气韵高远,全诗计373句,2477字。史学家宋祁评价:“《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

    除了我们熟悉的《离骚》,屈原主要的楚辞作品还包括《九歌》,“九歌”相传为远古大禹时的乐歌,后世人多认为是屈原根据民间祭神乐歌改作、加工而成的,共有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文约辞微、优游婉顺,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折射出浓郁的生活气息,体现了作者真挚的深情。

    还有《九章》,王逸说:“《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各篇的艺术风格和成就并不一致,以《橘颂》《哀郢》《涉江》《怀沙》四篇最出色。特别是《橘颂》,开体物写志之先。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招魂》当是屈原所作,语言华美炫丽,甚至可以视作是汉赋的序章。《招魂》通过奇妙丰富的形象,描绘屈原对家国最深沉的爱恋,独具“美学”意义,堪称绝唱。

    《天问》即诗人问天,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具特色的文学创举,计172问,374句,1553字。清代学者刘献庭在《离骚经讲录》中赞其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屈原以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超卓的学识,对宗教信仰、宇宙观念、自然历史进行了大胆怀疑,是屈原思想学说的集中展现。但若据此断言屈原是儒家、道家、法家或者什么神仙家,就大可不必了。

    如果说《诗经》的风雅具有共性美的话,那屈原的楚辞作品毫无疑问是个性美的体现。屈原以自我为中心,直面人生,书写性灵,或瑰丽璀璨,或雄奇流动。后世著名诗人如李白、杜甫、李贺、苏东坡……未见不从屈子赋中汲取营养者。活着很重要,为什么活着更重要!屈原用生命谱写出动人的诗篇,用生命为诗篇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他的人格形象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的楷模。梁启超说:“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端午节认真读一读屈原与其楚辞作品,相信会有很多的感悟。( 李之柔)